當我被任命為頓河集團軍群總司令之後，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揮，因為他正在兼任著三軍統帥和陸軍總司令的職務。直到現在，我才親自有機會看到他除了國家元首的職務以外，又怎樣去嘗試執行一個戰爭中最高統帥的任務，在過去我一直都感覺到他對於軍事決定的影響，最多只不過是間接的和遙遠的而已。因為凡是有關作戰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嚴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難作任何確實的判斷。
在波蘭戰役中，我們不感覺到希特勒對於陸軍領導權的干涉。當他兩次視察倫德斯特元帥的集團軍群總部時，他對於我們的情況解釋，都很同情的加以聽取，並且也同意我們的意圖而毫無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於說到挪威的佔領，局外人對於這個計畫始終是莫測高深的，希特勒對於西線攻勢的態度在以前早已詳細討論過。在這個事件上，他完全越過了陸軍總部，這固然很令人感到駭異和不滿，不過他的基本觀念，認為解決之道必須是攻勢的，若從軍事觀點來看卻是一點都不錯，儘管他原定的時間並不妥當。誠然，他所擬定的計畫大綱不可能產生完全解決，理由我早已分析過了。在那個階段中，他可能並不曾想到會獲得那樣偉大的戰果。不過當A集團軍群的計畫使他能有這種機會時，他馬上就抓著了這個觀念，並且自己去適應它——儘管因為害怕冒險曾經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克爾克城外停止裝甲兵的前進，固然是犯了一個致命的大錯誤，但是在當時，局外認卻很難認清這一點，因為從灘頭上所留下來的裝備數量看來，足以使任何人都很難認清英國人撤運其部隊過海的工作會有那樣大的成功。
不過，由於缺乏一個「戰爭計畫」，所以使對於入侵英國的作戰缺乏適當的準備，而未能配合時機，這一點足以顯示出德軍領導階層之失敗，換言之，也就是應由希特勒本人負責。相反，任何並非實際在場的認卻很難判斷，轉過頭來對付俄國的決定，因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無可避免。俄軍在德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邊界上的部署，卻的確使人很感到觸目驚心。
站在一個軍長和集團軍司令的地位上，我對於希特勒在原始攻擊計畫和第一階段戰役的作戰指導，以及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勢計畫所具有的影響作用都殊少認識。無論如何，希特勒對於克里米亞戰役的指揮不曾加以干涉。當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去謁見他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們的意圖，並且也毫無疑問曾經盡可能使我們在塞瓦斯托波爾獲得成功。不過我認為在該要塞陷落之後，第十一集團軍的調動是不合理的，這已見前述，不再贅論。
現在我以集團軍群總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揮，這也使我對於其最高統帥權的執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經驗。
當分析希特勒在作為一個軍事領袖的地位時，我們決不可以鄙薄他，說他只是一個第一次大戰中的「小班長」而已。
毫無疑問，他對於作戰十分敏感，像他採取A集團軍群在西線上的計畫即為一例。事實上，許多業餘的軍事家都常有這種天才，否則歷史記錄上就不會有那樣多的王公都變成了指揮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術事件和軍備問題。他對於敵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習，並且對於敵我雙方的戰時生產數字，能夠整套的背誦出來，如數家珍。事實上，當他每逢談到他所不願意聽的問題時，就會把這一套法寶請了出來以當作抵制對方的工具。毫無問題，在軍備方面的許多成就都應歸功於他的遠見和過人的精力。但是他對於自己在這一方面的天才卻具有過份的自信，結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後果。他的干涉妨礙了空中的順利發展，而火箭推進和原子兵器的發展也都受到了阻礙。
此外，由於希特勒對於所有技術問題都深感興趣，結果遂使他對於技術資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計過高。在必須要用大量部隊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況中，他卻相信少數的突擊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應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經驗為基礎的軍事能力，這是他的「直覺」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對於一個戰術機會固然十分敏感，能夠迅速抓住機會，但他卻缺乏能力不能夠決定某種作戰計畫的先決條件和實際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個作戰的目標和最後限度，必須要與時間和兵力成正比例，至於補給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話下。他也不會認清任何遠端的攻勢作戰，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須逐漸增大，遠超過原始突擊時所需要的。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勢的計畫與執行中都很明顯地表現出上述弱點。另一個例證就是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季中對我所說的話，他希望用一個摩托化的集團軍群從高加索一直進入近東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軍事方面一樣，希特勒對於何者為可以達到的，何者為不可以達到的，完全缺乏一種判斷力。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季中，雖然他看不起法國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卻不曾認清一個有正確計畫的德軍攻勢，即足以有獲得決定性成功的可能性。可是當他實際成功之後，因為條件改變了，於是他又錯過了更好的機會。在每一種情況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戰略和大戰術領域中的真正訓練。
所以他活躍的心靈對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標都感興趣，這樣同時追求幾個目標，而且常常在戰場上距離極遠，遂使德軍的實力消耗殆盡。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規律——在重點上的兵力決不嫌強大，為了得到決定性的目標，甚至於應不惜犧牲比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當的冒險。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的攻勢中，他都不能傾全力以求成功。同時當情況逆轉時，也不願意採取任何緊急的補救措施。
至於說到希特勒的戰略目標（至少就對俄國的衝突而言），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慮和德國戰爭經濟需要的影響。在有關俄國戰役的導言中，我已經有所論述，以後在分析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之間的防禦戰時，還要再度提到。
在決定戰略性目標時，政治和經濟性的問題毫無疑問非常重要，不過希特勒的錯誤卻是過份重視了這種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地理目標的保有，要重於擊敗敵方軍事力量。事實上，從對俄國的鬥爭中看來，即可以了解當軍事上勝負未決時，要想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的地理目標，是頗有疑問的，而想長期的保持則更是不可能。在那個時候，還不能用飛機或導彈毀滅敵人的生產中心和運輸體系。
戰略毫無疑問應該是政治領袖手中的一個工具，但是他卻決不應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任何戰爭中，戰略的目標都還是擊碎敵方的軍事防禦力量。只有在確保了勝利之後，才能實現政治和經濟的目標。
這樣就要說到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這對於他的領導性格是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而他對於這種意志力卻是未免估計過高。他認為這種意志力可以貫徹到每一個士兵的心靈中，這也就足以使他的決定和命令獲得成功。
很明顯，最高統帥的堅強意志是勝利的一個必要先決條件。在緊要關頭，領袖突然喪失了其意志力，結果往往就會功敗垂成。不過這種必勝的意志卻又與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後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務。這種信念必然會使人喪失理智，而認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現實——不管敵人的兵力是否遠佔優勢，不管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也不管敵方的領袖是否同樣具有堅強的意志。
大體說來，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計算時，是很少考慮到敵人的可能意圖，因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任何的報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說到敵人的優勢，他就會不願意採納，即使後者要比他強過了幾倍。希特勒會毫無理由地隨便駁斥這些報告，或者故意誇大敵人的弱點和引述德國的生產數字，滔滔不絕，使人不能開口向他進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軍事指揮官在作決定時來當作基礎的情況研判都實際上變得毫無意義。希特勒就是這樣的不顧現實。
希特勒對於自己的意志力雖然如此估計過高，並且也如此忽視了敵人的資源和可能的意圖，可是很奇怪的卻是其決定的果敢程度並不能與此相配合。直到一九三八年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節節勝利，可是這個人卻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賭徒，在軍事領域實際上卻不敢冒險。希特勒本人所作的唯一果敢的軍事決定，也許就只有對挪威的佔領。甚至其原始計畫也還是雷德爾海軍元帥所提出的。尤其是在納爾維克戰況不利時，希特勒幾乎又要命令撤出該城，無異於犧牲了整個作戰的基本目標——使運輸鐵礦的路線暢通。在西線戰役的執行中，我們在上文中也曾說道，希特勒不敢作軍事冒險。歸根結底，攻擊俄國的決定，也是因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結果。希特勒認為侵英的作戰太危險，所以不敢一試。
在對俄國的戰役中，希特勒對於冒險的畏懼也可以從兩方面顯示。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以後的情況中，拒絕採取彈性的作戰方式。在那時只有自動地暫時放棄已經征服的土地，才能應付危局。二是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