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德國和蘇聯——波蘭由於寇松線得到的補償——居民的遷移——七月十七日波茨坦會議第一次全體大會——七月十八日第二次大會——和新聞界的糾紛——各項和平條約起草的計劃——「德國的含義是什麼？」——我為流亡的波蘭人呼籲——關於波蘭西部邊界的討論——德國的糧食和東部各省——我強調急需一個解決方案——七月二十四日我會見了波蘭臨時政府人員——我主張自由選舉——七月二十五日同貝魯特談話。
在波茨坦會議上，我們面臨著的問題之中，對日戰爭的勝利既不是最難的問題，也不是影響最大的問題。德國已經打垮了，歐洲必須重建起來。士兵必須回家，難民只要可能，必須回國。尤其是，各國必須謀取和平，使大家能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即使得不到舒適，至少應有自由和安全。我不打算把我們在正式會議和私人談話中，關於壓在我們身上的許多迫切問題所交換的詳細意見加以複述。其中有許多到現在還沒有解決。英國為了波蘭而戰，但波蘭現在既不自由，又不平靜；德國還是分裂的，同俄國還不和睦。俄國取自波蘭的土地，波蘭取自德國的土地，德國和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我們的討論中，這些是凌駕一切的話題。因篇幅關係，這裡所談的也只限於這些問題。
我們在雅爾塔曾有約定，俄國的西部邊界應該推進到波蘭境內的寇松線為止，因而一向承認波蘭也應當大體上從德國領土取得補償。問題是取得多少？它應該在德國挺進到多遠？關於這個問題，頗有不同的意見。斯大林要把波蘭的西部邊界沿奧得河推進到與西尼斯河合流處；而羅斯福、艾登和我堅持應該止於東尼斯河。三國首腦曾在雅爾塔公開約定，把這件事情就商於波蘭政府，並且留待和平會議作最後解決。
我們竭盡全力只能做到這個地步。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裡，我們面臨著一種新的局面。俄國已經把她的邊界推進到寇松線。
據羅斯福和我的體會，這意味著住在這條界線另一邊的三四百萬波蘭人不得不向西遷移。現在我們遇到的一些事情比這些情況要壞得多。受蘇聯支配的波蘭政府也已經向前推進，不是到東尼斯河而是到西尼斯河。這個地區裡，大部分住的是德國人，雖然已經逃跑了幾百萬，還有許多留在後面。我們怎樣來處置他們？遷移三四百萬波蘭人已經夠麻煩的了。我們是不是還要遷移八百萬以上的德國人？這樣的遷移即使認為可以完成的話，剩下的德國土地也沒有足夠的糧食來養活他們。德國的糧食大部分就是從波蘭人奪去的那片土地上得來的。如果這片地不給我們，那麼留給西方盟國的只是已經遭到破壞的工業地帶和飢餓而膨脹的人口。就歐洲未來的和平來說，這是一個大錯，那個阿爾薩斯—洛林和但澤走廊問題，跟這個比較之下，顯得渺小了。總有一天德國人會想要回他們的領土，而波蘭人將無法阻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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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第一次全體大會是在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五時舉行的。斯大林提議應該由總統擔任主席。我附議。因此杜魯門先生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會上提出了若干次要的問題。
杜魯門先生提議義大利應該加入聯合國，又提議英、俄、中、法和美國的外長應該起草各項和平條約和歐洲邊界解決辦法。我對於這兩個建議都有懷疑。我們的海軍在地中海雖然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我們對義大利仍是很友善的，在俄國要求從義大利艦隊中取得的十五艘軍艦中有十四艘就是由我們給意國的。但是我直率地說，英國人民輕易不會忘掉當法國的抵抗已經瀕於崩潰之際，在英聯邦最危險的時刻義大利對它宣戰；他們也不會忽視義大利在美國參戰之前在北非長期與它作戰。
斯大林對於邀請中國參加外長會議也同樣感到懷疑。為什麼要它去討論一個主要屬於歐洲的問題？而且究竟為什麼要有這個新機構？我們有了歐洲咨詢委員會，而且我們在雅爾塔約定要有定期的三國外長會議。另設一個機構徒然使事情複雜化，而且和平會議到底在什麼時候開？總統堅持說，中國既然是世界安全理事會的一員，它對於歐洲問題的解決應該有發言權，他也承認新的聯合國機構將使「三大國」的外長會議討論的範圍縮得很小。在我看來，這一切似乎還嫌太早。我顧慮大同盟將歸於解散。一個對一切國家開放而事事主張寬大無邊的世界組織，將會變成鬆散無力。波蘭的自由選舉是個更迫切的問題，因此我提醒我的同事們這個實際問題還擺在我們面前。說到這裡，我們就散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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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下午五時，第二次開會的時候，我立即提出另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雖然不在議事日程上面，但是具有迫切重要性。在德黑蘭的時候新聞記者極不容易走近會場，在雅爾塔那簡直是不可能了。但是現在就在代表團所在地的外面，有一百八十個新聞記者以憤怒的心情在那裡徘徊窺伺。他們擁有強大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報紙大事叫喊說他們沒有得到採訪的便利。斯大林問是誰讓他們進來的。我解釋道他們不是在代表團地區裡面，大多數是在柏林。會議只能在安靜和秘密的環境中進行工作，這一點無論如何應該予以維持，因此我自告奮勇要去會見記者們，並且向他們說明為什麼不能接納他們，為什麼在會議結束以前不能讓消息洩漏出去。我希望杜魯門先生也能接見他們。新聞記者需要予以安撫，而且我想如果把開會的人需要秘密和安靜的重要性向他們說明以後，他們也會友好地情願不進來。
斯大林動氣地問新聞記者要些什麼，杜魯門先生說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跟記者見面的代表。我們已經約定不讓他們進來，事情就聽其自然罷。我順從了多數，但是我當時認為，現在還認為，如果公開向他們說明理由要好些。
隨後外長們拿出他們準備起草各個歐洲和平條約的計劃。那個外長會議依然由總統所提出的五大國外長組成，但是限於曾在有關敵國的降書上簽過字的國家才得參與和議條件的起草。這一點我們都同意了，但是美國方面提議把這些條款送到聯合國去，我卻有所顧慮。我指出，如果這意味著要同聯合國的每一個成員國去商量，這個過程冗長而麻煩，我很抱歉難以同意。貝爾納斯先生說，我們確是這樣受到聯合國宣言的拘束，但是他和斯大林都認為提交聯合國討論，只有在五大國之間同意之後，才可實行。我就談到這裡為止了。
以後是德國問題了。管制委員會的明確的權力、各種經濟問題、納粹艦隊的處置，都沒有為討論而作好準備。我問，「『德國』的含義是什麼？」斯大林說：「指它在戰後的現狀。」
杜魯門先生說：「一九三七年的德國。」斯大林說不可能脫離戰爭來說。那個國家已經不再存在。既沒有確定的邊界，又沒有邊界的守衛，也沒有軍隊，僅有四個佔領區。最後我們同意把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作為起點。這樣把問題擱置起來，我們又轉到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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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隨即指出：「凡原來屬於波蘭而現在仍然在倫敦波蘭政府掌握中的股票、財產以及其他一切產業應立即移交給盧布林波蘭人，不管財產的形式怎樣，也不管這種財產經證明目前在什麼地方或在什麼人手裡。」他又要把波蘭的武裝力量，包括海軍和商船，歸屬於盧布林波蘭人。這引起我講了下面一段話。
這副擔子擱在英國人的肩膀上。當他們的故鄉遭到蹂躪，又從法國被趕出去的時候，許多波蘭人躲避到我們這個島國來。倫敦的波蘭政府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財產。我說，我相信大概有二千萬鎊的黃金存在倫敦和加拿大。這筆款項由我們凍結起來，因為那是波蘭中央銀行的財產。要把這筆存款解凍和移交給一個屬於波蘭的中央銀行必須按照移交的正常途徑。那不是倫敦的波蘭政府的財產，因此他們沒有權力提取這筆存款。倫敦當然有波蘭大使館，只要波蘭新政府願意派出一位大使，那個使館立即可以供他使用——而且愈快愈好。
這樣說起來，有人要問那麼在聯合王國的波蘭政府在過去的五年半里是怎樣開支的。回答是，它靠英國政府來維持；
我們對於波蘭人大約付出了一億二千萬英鎊以供他們維持軍隊和在外交上的用度，並且使他們能夠照顧那些從德國人折磨下逃出來求庇於我們這島國的波蘭人。當我們不承認倫敦的波蘭政府而承認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時，我們商定所有職工在給與三個月的工資後，應一律遣散。如果不付這筆錢就把他們遣散，那是不對的，而這筆費用又落在英國人的身上。
隨後我請求總統容許我說明一件重要事情，因為我們關係到這件事的地位是特殊的，就是怎樣使曾和我們共同作戰的波蘭部隊復員，或把他們遣送回國。當法國陷落的時候，我們把願意來的波蘭人全都撤退下來——約四萬五千人——並且從這些人和從瑞士及其他地方來的波蘭人中建立了一支波蘭軍隊，最後達到了大約五個師的實力。在德國約有三萬人的波蘭部隊，在義大利有由三個師組成的一個波蘭軍，他們在心理上高度激動，而精神上非常痛苦。全部波蘭軍隊，從前方到後方，共計約十八萬人以上，他們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