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啟示——德軍佔領下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和人民解放軍的組織——我們派往希臘的代表團——共產黨游擊隊的政治計謀——史末資將軍的勸告——共產黨政變的危險性——君主制度的問題——我國大使對局勢的看法——楚澤羅斯先生提出了辭呈——國王喬治決定返回開羅——四月七日和八日我給利珀先生的電文——在埃及的希臘海軍和希臘旅的譁變——我們對於希臘人的政策——譁變的希臘旅受到包圍——希臘國王到達開羅——我在四月十六日致電羅斯福總統——他給我最有幫助的電文——希臘軍隊譁變的高潮——佩吉特將軍的巧妙手段——希臘叛軍的投降——以帕潘茲雷烏先生為首的希臘新政府成立——我在五月二十四日對下院發表聲明。
希臘人和猶太人可以並稱為世界上最熱衷於政治的民族。他們不論環境怎樣不利，國難怎樣深重，總是分成許多黨派，而許多領袖則互相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人們說得好，無論在哪裡，只要有三個猶太人，就會發現其中有兩人是首相，另一個是反對黨領袖。另一人著名的古老民族，情形亦復如此，它為生存所進行的激烈而永無休止的鬥爭可以追溯到人類思想起源的時期。再沒有其他兩個民族曾對世界留下了這樣的痕跡。這兩個民族遭到外國壓迫者所帶來的無窮的艱難困苦，也只有它們本身的永不休止的爭鬥、吵鬧和騷亂才能與之相比；儘管如此，它們還顯示出自己有生存下去的能力。經過了幾千年，它們的特性毫無變化，它們的苦難或生命力也未見減少。不管外界怎樣損害他們，它們自己怎樣傷害自己，但它們還是生存下來了，而且各自都能從不同的角度，給我們留下足以顯示它們天才和智慧的遺產。沒有任何其他兩個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對人類貢獻更大的了。它們在宗教、哲學和藝術方面的啟示是現代信仰和文化的指路明燈。經過幾百年異族的統治和難以形容的無窮無盡的壓迫，它們在現代世界上仍舊是生氣勃勃的民族和力量，內部依然是爭爭吵吵，樂此不疲。我個人一向支持這兩個民族，深信它們具有不可戰勝的力量，能夠渡過內部的鬥爭，並抵抗威脅它們生命的世界潮流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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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四月盟軍撤離後，希臘被軸心國家佔領。希臘軍隊的崩潰，國王和他的政府的流亡，重又引起了希臘政界尖銳的爭論。國內外的希臘人士，都嚴厲地指摘希臘的君主政治，因為它容許梅塔克賽斯將軍的獨裁，從而使它本身同現在已經崩潰的政權直接聯繫在一起。希臘國王喬治二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離開克里特島時，隨行的政府的主要成員是以楚澤羅斯先生為首的保王黨分子。他們取道開羅、南非前往倫敦的長途旅程，使國外的希臘人士得有充分時間來討論政治問題。希臘憲法已於一九三六年停止實施，關於希臘在最終獲得解放後的未來政權問題，必須由在盟國的領土上的流亡人士進行討論。
我久已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一九四一年十月，曾致函希臘首相，祝賀他從倫敦向敵人佔領下的希臘所作的第一次廣播演說，並對希臘已經宣佈為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表示欣慰。希臘國王本人向他的國家廣播的新年祝詞，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如果要在這次大戰中使希臘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那就首先應該促使在國外的流亡者和國內輿論之間保持聯繫。
在軸心國佔領後的第一個冬季，希臘遭到了嚴重的饑荒（紅十字會運去的救濟物資使饑荒稍得緩和）和戰爭的創傷，這場戰爭直到其軍隊土崩瓦解後才告中止。但在投降時，武器已藏到山裡，他們計劃通過小規模的分散方式對敵人進行抗戰。在希臘中部城市，饑荒促使大批人士參加了這種戰鬥。
一九四二年四月，這個在前一年秋季成立的自稱為民族解放陣線（希臘文第一個字母縮寫是E‧A‧M‧）的團體，宣佈組成人民解放軍（E‧L‧A‧S）。第二年，特別是在希臘中部和北部，又增加了一些小型戰鬥隊。當時在埃皮魯斯和西北部山區的希臘的殘餘軍隊和當地山區居民都聚集在拿破崙‧澤爾瓦斯上校的周圍。民族解放陣線和人民解放軍的組織是由共產黨領導人組成的堅強核心控制著的。澤爾瓦斯的追隨者原來是同情共和黨的，後來卻變成了專門反共。希臘對德抗戰的力量當時集合在這兩個中心的周圍。兩者同在倫敦的希臘政府都沒有直接接觸，對它的地位也不表同情。
在阿拉曼勝利的前夜，我們決定攻擊德軍通過希臘到比雷埃夫斯的補給錢，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德軍通往北非途中的一個重要根據地。因此，一九四二年秋季，第一個英國軍事代表團在邁爾斯陸軍中校率領下乘飛機跳傘到達希臘，同游擊隊取得了聯繫。在他們的幫助下，破壞了雅典鐵路幹線上的一座主要高架橋樑。同時，在比雷埃夫斯，希臘地下工作人員進行出色而英勇的怠工行動來阻撓軸心國家的航運。這些成功的行動鼓勵了中東總部派遣更多英國分遣隊，運送更多的炸藥和武器。同敵軍佔領下的希臘從此便建立了直接聯繫。
在一九四三年春季，英國代表團加強了。我們鼓勵這個區域的活動，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即以此掩護我們即將在西西里島所採取的軍事行動。我們作出了特別的努力來使敵人相信，當他們在突尼西亞失敗以後，盟軍正計劃在希臘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的登陸。英國和希臘的聯合分遣隊，炸毀了雅典鐵路幹線上另一座橋樑，其他的怠工行動也獲得成功。結果，本來也許要派往西西里島作戰的兩個德國師被調到希臘來了。然而，這是希臘游擊隊在軍事方面對大戰所作的最後一次的直接貢獻，此後的局面則充滿了為在戰後奪取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政治的爭執妨礙了游擊隊戰爭，我們迅速發覺自己陷入一個複雜而尷尬的境地。事實表明，那裡有三種不同的派別：
人民解放軍，這時已達兩萬人，主要在共產黨控制之下；澤爾瓦斯的部隊，名為民族民主軍（E‧D‧E‧S‧），總計五千人；還有聚集在開羅或圍繞在倫敦希臘國王左右的保王黨政界人士。我們對於在一九四一年與我們並肩作戰的盟國的元首希臘國王，負有特殊的責任。上述幾方面人士現在都認為盟軍也許會獲得這次戰爭的勝利，他們之間爭奪政權的鬥爭也進行得更認真了，這樣的內部鬥爭對於共同的敵人是有利的。
一九四三年三月，雅典一群著名政治家簽署一個宣言，告誡希臘國王在戰後舉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國。重要的是，希臘國王應該表明他的立場。因此，七月四日，他對希臘人民發表了一個和解性的廣播講話，答應在國家獲得解放時立即舉行大選，同時流亡在國外的希臘政府在遷返雅典後即行辭職，以便成立具有更廣泛基礎的政府，但希臘國內輿論卻要求採取更直接的行動。不久，我們調集在中東的人數不多的希臘軍隊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叛變；當時在中東，民族解放陣線的廣播正在廣為流傳。八月間，由希臘國內主要抗戰集團推選出來的六位領袖所組成的代表團被派往開羅，他們也極力主張在國王返國以前應該舉行公民投票，而且希臘國內的政治家應該在流亡政府中得到三個職位。國王和首相都沒有同意這些主張。
我在魁北克時，收到希臘國王喬治二世的下列來電，其中談到這些發展情況：
希臘國王（在開羅）致首相和羅斯福總統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
七月四日，我已對我國人民宣佈，在解放以後，將請他們通過自由選舉的方式來決定他們政府的形式。
我現在突然面臨一種最奇特的局面，其原因是由於據稱代表各個游擊部隊的某些人士出乎意料地從希臘來到此間；
而且，某些舊政黨的代表想逼我宣佈，只有在決定未來政權組織形式的公民投票舉行以後，我才能回國。……在這種情況下，現在究應採取何種政策，才能使希臘和聯合國家的事業享受最大的利益，我極重視你們的意見。
現在，我個人傾向於繼續執行在我離開倫敦以前我們曾達成協議的政策。我堅決認為，儘管我為了民族利益，曾短期離開了我的國家到盟國來工作，但是倘若以後的事態發展使我率領軍隊回國成為上策的話，那麼我就應該採取這種行動。
我將這個問題寫了一個備忘錄：
首相致外交大臣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
如果實力堅強的英國軍隊參加解放希臘的戰爭，希臘國王應該隨同英國和希臘的軍隊返國。這是最可能實現的辦法。
但是，如果希臘人有足夠的力量，自己能夠驅逐德軍，那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發言權便大為減少。在那種局面下，希臘國王應該要求實現像現在所建議的那樣，保王黨和共和黨佔有同等的代表席位。無論如何，當解放戰爭開始進行，而舉行和平的公民投票的條件還未具備的時候，希臘國王仍然同意留在國外，那他將鑄成大錯。
史末資密切注意希臘的命運，也向我作了一些具有遠見的評論：
史末資將軍致首相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
看來人們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