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議會報告戰爭局勢——對行動遲緩的指責——關於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議論——對義大利政府的行動所作的評價——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德國——需要摧毀的目標是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關於無人駕駛飛機可能前來轟炸的警告——需要團結義大利人民——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逝世——約翰‧安德森爵士繼任他的職務——龐德海軍上將逝世——英葡兩國一三七三年的條約以及亞速爾群島——煤礦工業的現況——下院大廈的重建——有效的下院必須具備的兩個特點——關於從戰爭過渡到和平時期我所提出的備忘錄——關於過渡時期的計劃——任命伍爾頓勳爵為建設大臣。
我在回國途中，草擬了一篇演說稿，準備回國後在議會中發表。我很了解，我必然會受到什麼批評，而且我也知道，戰爭的節節勝利，只會使下院和新聞界的那些心懷不滿的人們，感到可以更加隨便地談出他們的意見。
於是，九月二十一日，我在登岸後兩天，在下院作了一個報告，佔用的時間不少於兩個半小時。為了避免議員們零零落落地走出去吃午餐，我要求休會一小時，議會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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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指責是，由於和義大利政府進行了徒勞無益的談判，在對那不勒斯展開攻勢時白費了好多時間。對於這一點，我知道我有很好的答覆。
我知道有人說，在這些談判中浪費了四十天的寶貴時間，結果使英美軍隊的鮮血毫無必要地灑在薩勒諾附近的土地上。這種批評事實上毫無根據，而另一方面又傷害了犧牲者家屬的感情。我們在確定對義大利展開的主力進攻的時間時，絲毫沒有考慮義大利政府的態度，而這個戰役的臨時日期，實際上早在同他們舉行談判以前，甚至在墨索里尼垮臺以前，就已經決定了。這個日期是以我們從西西里島南岸的海灘撤回登陸艇所需的時間為轉移的。而直到八月的第一周為止，我們在那裡實際參加作戰的大部分軍隊，每天需要通過西西里島南岸的海灘獲得供應。這些登陸艇撤回以後，又必須返回非洲。其中一部分損壞了的登陸艇——為數不少——還需要進行修理，然後按極其嚴格和複雜的程序，重新裝備它們的一切軍需品等等，只有這樣，才能談得上進行另一次兩棲作戰行動。
我以為人們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必須安排得非常周到。
每艘登陸艇或作戰艦隻，都是盡量根據事先可能作出的估計，按照嚴格的順序來裝載的，這樣，該艇所載部隊在登陸時，將會得到已經到岸的供應物資。每輛卡車裝載的用品在運到時，恰好是每個部隊所需要的。有些卡車涉水駛到船旁，然後又涉水駛回來。它們都嚴格地按照順序裝運，優先需要的用品放在最上面，這樣就盡量避免發生隨便裝載的情況。而且也只有採用上述辦法，才能在少數敵人擁有的強大的現代化炮火面前實行這種特殊的軍事行動。登陸艇的具體情況及其準備工作，是唯一的、但卻是決定性的限制因素。它與「將時間浪費在談判方面」的說法，毫不相干，同時與「外交部由於擔心這一條款或那一條款等等，而阻撓了將軍們的行動」的論調，也毫不相干。在執行軍事作戰行動的過程中，從來沒有片刻的停頓，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必須與主要的軍事運輸相適應。
當我聽到人們輕鬆地談到把現代化部隊隨意送到岸上各處，彷彿他們是一捆捆的貨物，扔到海灘上，就可以不再過問，我實在感到驚訝：人們對於現代化戰爭的條件，竟然還是這樣的無知。……
如果我可以暫時離開正題的話，我要說，我在星期日早晨到達時從報上看到這類批評，我想起了一個水手的簡單故事：這個水手曾經跳進一個船塢（我想大概是在普利茅斯），救起了一個溺水的小孩。大約一個星期以後，有個女人向這個水手打招呼，並且問他，「那天晚上從船塢裡救起我孩子的是你嗎？」水手謙虛地答道，「是我，太太。」那個女人說：「啊，我正找你哪。我孩子的帽子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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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指責關係到第二戰場，共產黨分子和其他一些人一直極力要求開闢這個戰場。
現在我想向德國最高統帥部以及下院發表我的意見，我想既迷惑前者，又教育後者。
我把我們最初在非洲，接著在西西里島、現在在義大利開闢的戰場，稱作第三戰場。那個潛在的而且在迅速積聚力量的第二戰場，雖還沒有展開，但卻正在這裡嚴陣以待。誰也不能說——而且我也當然不會暗示——它將在什麼時候開闢，然而，第二戰場卻是存在的，並且，它已經成為敵人的主要心事。它還沒有開闢，或者說，還沒有發揮作用，但是這個時刻是會來到的。時候一到，這個戰場就要開闢，從西方展開的龐大攻勢將會開始，與它配合的是從南面展開的進攻。
如果人們不了解集中在英國的美軍，或正在這裡進行準備的我們自己的強大遠征軍的具體情況與數量，不了解在各個戰場上的敵軍的部署，不能估計敵人的後備隊和資源，以及敵人通過歐洲的巨大鐵道系統，將大批部隊從這一戰場調到那一戰場的能力，不了解我們的艦隊和各種類型的登陸艦艇的情況與規模，那麼，他們確實不可能對這種作戰行動發表有益的意見。
〔這時，我們兩名共產黨議員之一插話說：「這種說法對斯大林元帥也適用嗎？」〕在這一類的問題上，我們不應當聽取英國共產黨員的意見，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一直袖手旁觀。當我們處在生死存亡的時刻，他們並不關心我們的命運。我們聽取的任何意見，將來自我們的朋友和同盟者，因為他們同我們一道，參與爭取勝利的共同事業。下院可以絕對相信，英皇陛下的現任政府，在這一類的問題上，絕不會被任何無知的鼓動或壓力所動搖，或受到它的壓制，不管那種鼓動做得是多麼順理成章，或施加那種壓力的意圖是多麼善良。我們也不會由於壓力和勸誘而違背我們自己更好的判斷，去發動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以求在政治上取得一致意見，或博得任何方面的喝采。對於大不列顛和美國來說，這場戰爭的最殘酷的一部分戰鬥——請大家必須認清這一點——還在前頭。下院和政府在這種嚴重的考驗面前，絕不會退縮。為了共同的事業，我們也不惜一切犧牲。
最困難的問題是羅斯福總統和我作出的關於義大利的決定。如讀者在前幾章中所看到的，我曾竭力主張採取這個決定，其內容是與義大利國王和巴多格利奧元帥進行交涉，承認他們是共同的對德交戰國，並給予這樣的待遇。這一次，正如一年前關於達爾朗海軍上將事件一樣，又是那一類人激動起來了。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卻有更充足的理由。
我們可以稍稍衡量和鑒定一下義大利政府的所作所為，它的確是受到義大利國民的認可和讚許的。希特勒先生使我們確信，他認為義大利的行為是極其不忠而又卑鄙的——在這種問題上，他是一個高明的裁判。其他人可能認為，當以墨索里尼為首的法西斯黨徒，為了物質利益而使用專橫霸道的權力，襲擊搖搖欲墜的法國，從而變為多年以來一直珍視義大利自由事業的英帝國的敵人時，它已經構成了背信棄義和忘恩負義的行為。這確是罪行。儘管這種罪行已無法挽回，儘管那些聽任暴君破壞它們的權利與自由的民族，必然要為那些暴君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嚴懲，然而我卻不能不認為，義大利在這個關鍵時刻的行動是順乎自然和合乎人情的，但願這是一系列自行贖罪行動中的最初的行動。
義大利人民已經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他們的子弟淪落在非洲和俄國，他們的士兵被遺棄在戰場上，他們的財富被浪費掉，他們的帝國已經無可挽回地喪失了。現在，他們自己的美麗家園勢必要變成德軍後衛部隊的戰場。更加嚴重的災難還在他們的前頭。在希特勒的狂怒和報復下，他們還將遭到掠奪和恐怖統治，但是，由於英帝國和美國軍隊在義大利的進軍，義大利人民將從他們的奴役和屈辱地位中得到拯救。
經過一定的時期以後，他們將在現代世界的自由的民主國家中，恢復他們的應有地位。
我談到義大利的這種情況，不免要受到人們非常恰當的質問，「你這種論點也將適用於德國人民嗎？」我說：「情況不同。」在我們的一生中，德國人曾經兩次，加上我們的父輩則有三次，把世界投入了他們旨在擴張與侵略的戰爭。他們極其惡毒地把軍人和奴隸的特質結合起來。他們自己不珍視自由，而看到了別人的自由則極其憎恨。他們一旦強大起來，就要尋找犧牲品；他們以鐵的紀律追隨那個領導他們找尋犧牲品的人物。德國的核心是普魯士。那裡是一再發生瘟疫的策源地，但是，我們不是在同這樣的民族作戰。我們作戰的對象是暴政，我們要保存自己，免於毀滅。我深信，在四分之一世紀中，由於條頓民族的追求霸權，英、美、俄三國人民曾兩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消耗、危險和生命犧牲，因此他們這一次一定要採取步驟，使普魯士或整個德國無力再懷著積蓄已久的復仇心理和長期策劃的計謀來襲擊他們。納粹暴政和普魯士軍國主義是德國生活中的兩大因素，我們必須徹底予以摧毀。如果歐洲和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