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會議進入了深入討論——美國人對戴高樂將軍的厭噁心情——葡萄牙和大西洋中的島嶼——一個解決戰後問題的機構——我們在五月二十二日的討論——我關於世界最高理事會的建議——我對於歐洲的計劃——關於區域理事會——和平的柱石——中立國家和同盟國家——國家武裝部隊和國際武裝部隊——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兄弟聯合——會議的報告書——我向參謀長委員會的報告——對樞密院長關於英美科學研究的報告——我極力主張進攻義大利——馬歇爾將軍同我前往阿爾及爾。
三軍參謀長在接連不斷地進行討論。有時每天會議四次。
分歧的意見起初似乎不能克服，簡直像無法調和似的。在此期間，美國的高級軍官將會議的內容洩露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參議員，以致在參議院引起了一次辯論。由於耐心和堅持，我們的困難逐漸地克服了。在五月二十日對國會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我把整個局勢的真正前景和輕重緩急，凡能公開的都談到了。總統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們彼此又時時見面，大家都知道我們完全一致，以及總統打算在最後階段親自作出決定——所有這些事實，再加上霍普金斯所進行的極有價值的工作，在參謀人員討論的過程中始終一貫地起著一種緩和的同時也是決定的影響。經過意見分歧的嚴重關頭以後，由於軍方人員之間保持極端融洽的個人關係，因此關於進攻西西里問題達成了幾乎完全一致的協議。
緬甸最近的作戰情況毫無生氣。華盛頓對此深感不滿，我們都有同樣的看法。我考慮到改組指揮部的問題，以韋維爾任印度總司令，以奧金萊克作他的副司令，以一位最優秀的而又比較年輕的軍長擔任東亞戰場的總司令。我深信，如果我們以應有的重要性來處理這一戰場的種種問題，這一方面的變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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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戴高樂，華盛頓有一種厭惡的心情。沒有一天總統不向我提到這個問題。雖然這是用一種極友好的而且常常是滑稽的態度提出的，但我認為他在此問題上感情非常強烈。幾乎每天他遞給我一份或更多的從國務院或美國情報機關得來的責難戴高樂的文件。這些文件斷定戴高樂曾經用英國的錢引誘「黎歇留」號戰艦的水兵到他個人這邊來。只是由於禮貌的關係，我們的主人才不直接說出來，由於我們與美國的財政關係，這筆錢在某種意義上差不多就是美國的錢。在這個時誤，我對戴高樂也非常憤怒。我感覺到，我們繼續援助他可能引起英美兩國政府之間的疏遠，而沒有任何人比戴高樂更樂於見到這種現象。我把這一切極力提請我的國內同僚們的注意。我們是否應該在這個時候同這位很難打交道的人最後斷絕關係，我的心中還猶疑未決，然而，時間和耐心提供了可以容忍的解決辦法。
大西洋的島嶼是另一件極端困難的問題。戰時內閣願意求助於古代的同盟條約而要求葡萄牙政府給我們種種便利，而這些便利，總統和我在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敦促下已予以極大的重視。據專家估計，百萬噸的船舶和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可以保全下來。我特別尊重葡萄牙的權利，但是又感到，我們是在為它的生存和獨立而戰，也是在為自身而戰。在過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以後，而且在遭到巨大損失之後，我們才獲得這項迫切需要的援助。不過，這是通過長期而友好的談判，並在我們軍事方面獲得普遍成就的支援之下，才取得這種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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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在英國大使館的午宴上，我有一篇關於戰後機構的重要談話。我曾經事先要求英國大使邀請他認為參加議論這一重大問題最必須的人物。我們邀請了副總統華萊士先生，陸軍部長史汀生先生，內政部長伊克斯先生，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參議員和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先生，並將問題事先通知他們。大使館的人員將一切經過和我應客人正式要求所作的報告都記錄下來。
在一般討論中我說，首先要做的事是必須阻止德國或日本在將來再進行侵略。為此目的，我認為美國、英國和俄國應有一個聯合的組織。如果美國願把中國包括在與這三國的聯合組織之內，我是十分願意的；但是，不管中國多麼重要，它不能與其他三國相比。和平的真正責任就落在這些大國的身上。它們與某些其他國家應當共同組織一個世界最高理事會。
隸屬於這種世界理事會之下的應有三個區域性的理事會，一個是歐洲的，一個是美洲大陸的，一個是太平洋的。
至於歐洲，我認為大戰以後，它可以由大約十二個國家或聯邦組成一個歐洲區域理事會。重建一個強大的法國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地圖上英俄兩國之間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這種前景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且我說，我預料美國不可能無限期地在歐洲保持大量人員承擔戒備工作。英國也不能這樣做。無疑，美國必須採取某種方式來共同維持歐洲的秩序，英國顯然也要參加。
我也希望，在東南歐可能有幾個聯邦——一個以維也納為基礎的多瑙河聯邦，用以彌補由奧匈帝國的消失而出現的缺口。巴伐利亞可以參加這一集團。再一個是巴爾幹聯邦。
我說道，我希望看到普魯士從德國的其餘部分分開，四千萬普魯士人組成的一個歐洲單位是容易駕馭的。許多人願意再進一步進行分裂，把普魯士本身分為若干組成部分，我對於這一點保留意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應該對俄國保持友好的關係。剩下的是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還有土耳其，它在最後也許願意或者不願意同希臘一道在巴爾幹的體系中擔負一些任務。
華萊士先生問到比利時和荷蘭，他建議它們可以加入法國。我說，它們可以同丹麥組成一個低地國家的集團。華萊士先生還問到，我是否考慮過瑞士加入法國的可能性，我說，瑞士是一個特殊情況。這十幾個歐洲國家應該各派一名代表參加歐洲區域理事會，從而創立一個歐洲合眾國的組織。我以為庫登霍夫‧卡勒吉伯爵在這個問題上的理想很值得推薦給他們。
同樣地，美洲各國也可以有一個區域理事會。加拿大在這個理事會中自然是一個成員，並且是代表英聯邦的。太平洋也應該有一個區域理事會，我以為俄國應該加入這個組織。
當俄國西部邊疆的壓力解除以後，它的注意力將轉移到遠東去。這些區域理事會應當隸屬於世界理事會。世界理事會的成員應當參加與它們有直接關係的區域理事會；我希望，美國除在美洲區域理事會和太平洋區域理事會派代表參加以外，還應參加歐洲區域理事會。不管怎樣，最後決定權仍然屬於世界最高理事會，因為區域理事會不能解決的任何問題，自然而然要由世界理事會負責。
華萊士先生認為，別的國家會不同意世界理事會只由四大國組成。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說，在四大國以外，再加上由區域委員會輪流選出來的其他國家代表。這種結構的中心思想好比三條腿的凳子——世界理事會建築在三個區域理事會的基礎上。不過，我對區域性的原則賦以極大的重要意義。
遇有爭論，只能期待那些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用全力解決。
如果那些與爭論問題漠不相關的國家在最初也被邀請參預解決的辦法，其結果可能僅僅是沒有力量的和學究式的議論。
華萊士先生問道，例如，秘魯和厄瓜多如果有了爭論的話，實際上採用什麼程序。我回答，這件事首先應由美洲區域理事會處理，但是區域理事會始終是在世界理事會的全面最高權力的支配之下。在這樣一個例子中，美洲範圍以外國家的利益不致受到影響；但是，顯而易見，一個威脅世界和平的爭論不適於僅僅在一個區域的基礎上來處理，世界最高理事會很快就要來參預其事了。
有人問我，我所計劃的國家聯合會是否只限於同盟國，還是將中立國家也包括在內。我回答，在戰爭結束以前設法勸誘那些現在仍守中立的國家參加同盟國是有益的，只要能增進有關國家的安全，我們便應利用一切可能的說服力量和壓制辦法以求達到這一目的。土耳其便是一個例子。我的政策在於幫助土耳其建立它自己的軍隊，使它在適當的時候能夠並且會有效地採取行動。當同盟國將犯罪的國家帶到法庭時，我只能見到一直堅持中立的德‧瓦勒拉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麼軟弱無力和不體面。
我提到，從國際聯盟的經驗中我們要學的東西很多。指責國際聯盟完全失敗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指責會員國對於聯盟未盡到責任。康納利參議員同意我的說法，並且指出一九一九年以後幾年中聯盟的成就。史汀先生也表示同樣的意見，他認為，如果原先對於法國的保證能夠得到兌現，那麼，以後的法國政策，還有聯盟的歷史，就會是截然不同的。
要想保持和平，武力顯然是必要的。關於每個國家應當維持的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武裝力量，我提議，各同盟國彼此間締結一項協定。每個國家的武力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該國的國家部隊，另一部分組成國際警察部隊，在世界最高理事會的指導下受區域理事會的支配。這樣，如果歐洲十二個國家中的某一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