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爾將軍擔任指揮——同美國將軍們的融洽相處——需要一個簡單的指令——從華盛頓方面投來一個爆炸物——美國對進入地中海頗有顧慮——八月二十七日我給羅斯福總統的電報——八月三十日總統的覆電——美國相信法軍不會攻擊美軍——九月一日我給總統的電報——九月三日總統的覆電——我建議艾森豪威爾飛往華盛頓進行解釋——我寫給哈里‧霍普金斯一信但未發出——對於僵局及其原因的觀察——九月四日總統傳來的較好消息——我們同意：萬歲！——好，加油干吧——計劃和時間——同艾森豪威爾和克拉克兩將軍再作討論——九月十五日我致電總統——「一次美國的軍事行動，我們在這次行動中當助手」——「火炬」日期定在十一月八日——隆美爾向開羅的最後一次進軍——阿拉姆海爾發戰鬥。
當我離開倫敦前往開羅和莫斯科去執行任務時，「火炬」作戰計劃的指揮官尚未選定。我在七月三十一日建議，假如馬歇爾將軍被任命為一九四三年橫渡英吉利海峽軍事行動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應在倫敦作為他的副手和先行官，並籌劃「火炬」作戰計劃。艾森豪威爾將擔任「火炬」作戰計劃的指揮官，而以亞歷山大將軍為副。美方逐漸同意這個意見；在我從開羅出發到莫斯科去之前，羅斯福總統給我下列兩封電報：
羅斯福總統致前海軍人員（在開羅）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英國三軍參謀長八月六日建議任命艾森豪威爾將軍為「火炬」作戰計劃的總司令，我和美國三軍參謀長對這項建議表示同意。我們正在研究英國三軍參謀長提出的作為艾森豪威爾將軍行動指南的正式指示，不久當就此問題提出報告。
八日又發來電報：
我完全同意「火炬」作戰計劃的日期應該提前，我要求比原定日期提前三個星期。
宣佈任命艾森豪威爾為統帥的公告事宜，已交由倫敦和華盛頓兩方的三軍參謀長們考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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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八月二十四日從開羅返抵倫敦時，我們的計劃尚未最後完成，還有許多問題需待決定。第二天，艾森豪威爾和克拉克兩位將軍來與我同進晚餐，討論這次作戰行動的情況。
這一時期我同這些美國軍官的交往很密切，也很愉快。六月間他們到來以後，我就規定每星期二在唐寧街十號共進午餐。這些集會看來都很成功。我幾乎常常是親自同他們談話，我們反覆地討論我們所有的事務，我們好像是一個國家的同胞。我認為這些私人接觸極有價值。我的美國客人，尤其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很喜歡愛爾蘭的燉菜。我的妻子幾乎時常能夠拿出這樣的菜餚。不久我就稱艾森豪威爾為「艾克」了。
我還給馬克‧克拉克和比德爾‧史密斯——後者於九月初來此，任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兩人取了綽號，一位叫「美國鷹」，一位叫「美國牛頭犬」。為什麼取這樣的綽號，你看看他們的照片就明白了。我們也有好多次在樓下餐室舉行非正式的會議，大約在夜間十時開始，有時開到深夜。美國將軍們也有幾次到契克斯來過夜或度週末。在這些場合，我們除了談談個人的本行以外，不談其他問題。
艾森豪威爾將軍的一位副官——一位非職業軍人出身的朋友——曾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說，所有這些集會對於工作業已過度的美國軍官說來，是個沉重的負擔。果若如此，那他們真是太講禮貌了，也真是太善於掩蓋自己的真實感情了。無論如何，我確信，這些密切的關係對於進行戰爭是很必要的，沒有這些關係，我就不可能掌握全部情況。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一次會議上，我確實對比德爾‧史密斯和他的長官做了一樁有益的事情。那天晚上，夜還未深，但我注意到這個「近視眼」——人們也這樣叫史密斯——看來非常疲倦，像是有病。
我建議他睡覺去，但他硬是不走。有一度我以為他快要暈倒，要從椅子上摔下來。因此我結束了討論。我上樓時，請艾森豪威爾單獨到內閣會議室來一下。我關上門對他說：「如果你要比德爾參加這次戰鬥，今天夜裡就得送他到醫院去，不管他願不願意。否則你就完全失掉他這個人了。」艾森豪威爾根據他的果斷習慣，就這樣做了。第二天，比德爾‧史密斯進了醫院，兩天中輸了兩次血。他徹底休養了兩個星期，大部分時間睡在床上。這樣他才能夠為佔據我們全部思想的作戰計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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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同美國將軍們會談以後，打電報給羅斯福總統：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從現在起，我的主要思想已集中到「火炬」作戰計劃上；
你可以相信我會盡力使你的偉大戰略思想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我在與艾森豪威爾、克拉克以及在這裡的我方人員談話後認為，貫徹這個任務的最妥善的而實際上也是唯一的辦法，在於為這次戰事確定一個日期，並使各項有關工作都按照這個日期行事，而不是光說一切準備就緒後就開始作戰。假若你和我能給艾森豪威爾如下的指令，那將是極有幫助的：「你將於十月十四日開始執行『火炬』作戰計劃，即以現有軍隊並在你認為適當的地點發動進攻。」這一指令將改變全部準備工作的性質。艾森豪威爾將真正擁有盟軍總司令所應有的權力。無盡無休的反對意見、疑懼和善意的改進建議，均將退回到適當的地方；代替幾乎是無止境的猶豫不決的將是行動。
我想艾森豪威爾會歡迎這樣的指令，這項指令總算給了他一個現在還未得到的機會。
二‧據我所知，這次作戰行動的基礎主要在於政治方面。
我們應該取得的第一等勝利是兵不血刃；其次，假如戰鬥不能避免，就要贏得勝利。為了取得第一等勝利的最好機會，我們必須：
（1）在開始攻擊之時，就應盡量拿出壓倒優勢的力量；
（2）進攻地點要盡可能多一些。這和迪埃普登陸戰爭的性質絕對不一樣，也和任何類似「痛擊」作戰計劃的作戰方式有所不同。在「痛擊」計劃中，我們對付的是有戰鬥力的德軍和鋼鐵般的設防鞏固的法國海岸。在「火炬」作戰計劃中，我們遭遇的肯定是力量十分薄弱的而又分散的抵抗，而且我們登陸的攻擊點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選擇。行動遲緩將使危險和困難倍增，那樣一來，無論增加多少作戰部隊，也無濟於事。
為了應付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不利事故，因此就要求對每一個細節仔細規劃，對每一項計劃都要做到安全第一、像對一個長期作戰行動一樣作長遠準備——這些要求從道理上說是堂而皇之，其實卻會使這次戰役遭到失敗。發動戰役的日期如果比我所指出的更為遲緩，那就會大大增加洩露秘密和使敵人先行下手的危險。
三‧為了減輕司令官們的責任，我的意見是，你我應該確定政治上的論據，並由我們自己承擔冒險的責任。我認為，作出下列的假定是合理的：
（1）由於有了「火炬」作戰計劃，西班牙不會對英美作戰；
（2）德軍至少還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強行通過西班牙，或從西班牙獲得供應；
（3）北非法軍的抵抗，多半是象徵性的，可用突然的和大規模的攻擊制服他們，此後，北非法軍也許可以在自己的指揮官統率下積極地支援我們；
（4）維希政府不會對美英宣戰；
（5）希特勒將對維希施加極大的壓力，但在十月分，他沒有軍隊可以用來進駐法國的未被佔領區，同時我們又已把他牽制在加來海峽，等等。所有這些論據有可能證明是錯誤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必須等著打一場惡仗了。對於這種情況的出現，我們已經有所準備。但是我們若在戰鬥開始時便以冒險而大膽的行動力爭兵不血刃地取得勝利，那就可以使我們贏得很大的戰利品。對於進行政治冒險以及政治判斷錯誤這兩點，我個人準備承擔任何責任。
四‧顯然，在西部沙漠打一次勝仗會大大地有助於這些政治設想。不是隆美爾在八月間有月光的日子裡攻擊我們，就是我們在九月底向他發動進攻。隨便哪一種攻擊，都要有個決策，我深信，有個決策就好辦得多。
五‧你知道，我在這裡沒有詳談具體問題，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必須拿出堅定的決心和超人的能力來執行這項作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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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時從華盛頓方面投來一個爆炸物。英國和美國的參謀部門對於我們攻佔法屬北非計劃的性質和範圍發生了嚴重分歧。美國三軍參謀長對於他們承擔在直布羅陀海峽以東地區進行大規模作戰行動的任務，極為不滿。他們似乎感覺到，他們的部隊有可能在內海中被截斷。艾森豪威爾將軍反而完全贊成英方的意見，認為在地中海內，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進行強大的作戰行動，對於戰局的勝利極關重要。儘管他向上級力陳己見，他的觀點似乎並未起什麼影響。由於美國各有關部門堅決主張在雙方運送人員和糧食的船隻確實駛出以前，一切必須推遲，因此，他的計劃也受到妨礙。在這樣龐大的作戰行動中，必然會有引起耽誤的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