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印度的誠意——為保衛印度人民，英國債台高築——印度陸軍忠誠勇敢——二百五十萬印度志願者——日本西進的影響——國大黨的失敗主義——蔣介石的訪問——二月十二日我給他的電文——戰後給予印度自治領地位——我本人對立憲會議的想法——一個關於印度問題的大臣委員會——美國發生興趣——我送給羅斯福總統全部來自印度的報告——旁遮普省長的看法——羅斯福總統的個人觀點——英國宣言草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調查團——國大黨拒絕我方的建議——四月十一日我給斯塔福德爵士的信——挫折使總統感到沮喪——一個聯合的內閣——四月十二日給總統的覆電——斯塔福德爵士返國。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世界各地再也沒有像印度那樣，有那麼多的人民受到了有效的保障，從而免受戰爭的災難。他們是在我們的小小島嶼負擔之下度過戰爭歲月的。駐印度的英國官員在一有分歧時，就把印度的利益放在他們本國利益之上。他們一直認為，這是與英國聲譽攸關的事。當戰爭預料將在歐洲進行到底時，我們和印度簽訂了協定。協定規定防衛印度所需的全部物資和金錢都記在我們賬上。在印度的合同是按照高得驚人的匯率簽訂的，我們所負的債務又由貶了值的盧比按照戰前的匯率折成所謂「英鎊餘額」。因此，所謂「英鎊餘額」，換句話說，英國欠下印度的債務，就愈積愈多。為了使印度不致像其他許多國家那樣遭到侵略的苦難，我們既沒有細查，也沒有細算，每天所擔負的印度防衛費用竟達一百萬鎊左右。在這場戰爭裡，我們遭受到了一切艱難困苦，可是印度人卻倖免於難，而到戰爭結束後，我們欠他們的債務竟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欠美國的債務一樣多。因此，我宣佈這些問題有待修正，並且宣佈對於由於擔負印度的防衛費用而負下的所謂債務，我們保留提出反要求的權利。
我也把這樣的意見通知了總督。
以上所提的只是背景而已。在這個背景下，印度軍隊的光輝的英雄氣質和戰鬥力，在中東的戰鬥中，在保衛埃及、解放阿比西尼亞和在義大利的戰鬥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同英軍並肩作戰，把日軍趕出緬甸，戰果尤其輝煌。印度陸軍對英皇陛下的忠心，印度王公們對他們和我們所簽訂的條約的忠貞不渝，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官兵們的無比英勇，都將永垂青史。在印度的英國政府曾為建立一支龐大的印度陸軍不遺餘力，但是，印度的兩個大政黨——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不是積極反對就是袖手旁觀。儘管如此，自願參軍的印度人還是有二百五十萬人左右；到一九四二年時，一支一百萬人的印度陸軍已經成立了，而且每月自願前來參軍的有五萬人之多。雖然這個龐大的印度陸軍計劃，就當時的世界大戰而言是錯誤的，但是，印度人民對它的響應卻正如同印度士兵的表現一樣，在我們的印度帝國史上留下了光輝的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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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在亞洲向西推進時，印度的形勢也隨著惡化到令人惴惴不安的程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使我們驚惶失措。香港的失守使我們的威信降低。印度次大陸的安全現在直接受到威脅。日本海軍似乎可以無阻地自由進入孟加拉灣。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第一次遭到了一個亞洲強國大規模入侵的威脅。於是，印度政界潛伏著的緊張局勢開始顯現出來了。不過一小撮由蘇巴斯‧鮑斯領導的極端主義分子竟直接參與顛覆政府的活動，並且期望軸心國取得勝利。但是，熱忱地擁護甘地的那一批觀點明確的有力人士，卻認為印度應該在這次世界大戰中保持消極與中立的態度。隨著日軍的進展，這些悲觀主義的論調傳佈開了。有人建議，如果印度擺脫了與英國的聯繫，那麼，日本或許就可能不會有侵犯的動機了。印度的危險，可能只是由於它與英國的關係。如果這種關係能一刀兩斷的話，印度就會有像愛爾蘭那樣的地位。這樣，這些並非沒有說服力的論點，就傳播開了。
由於日本的威脅，國大黨的態度變得更壞了。一九四二年二月，蔣介石大元帥夫婦訪問印度，當時，這種情況顯現得甚為清楚。他們訪問的目的，在於喚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緒，並且強調打敗日本，對亞洲全部，特別是對中國與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黨領袖利用這個機會，通過大元帥向英國施加壓力，希圖英國屈從於國大黨的要求。
戰時內閣不能同意，一個外國元首竟在英國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與尼赫魯先生之間，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份進行干預。因此，我向大元帥寫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
我們在內閣的人們認為，你所建議的對在瓦爾達的甘地先生的訪問，可能與我們團結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願望有所妨礙。這樣也許可能會產生沒有預期到的影響，即在團結是高於一切的時候，反而強調了部落間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閣下，請不要迫使問題與總督和英皇的意願背道而馳。
我滿懷希望地期待，英國、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國的軍隊，與長期首當其衝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國軍隊間的合作日益加強。
大元帥終於順從了我們的意願，而且，由於總督機智的協助，這種不合時宜的訪問沒有產生什麼不利的影響而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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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與報界反映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有增無減的爭端。為了希望建立某種聯合陣線，某些國大黨領袖提出要求承認印度的主權地位，以及成立一個全印國民政府的提議。內閣對這些問題曾仔細地加以審議，因此，印度事務部與總督之間照例有大批文件往來。
我給總督一份私人電文，其中說明自己對印度自治政府的觀點。對於這件事我自然是有關係的。幾乎我的全部同僚們都感到，在戰後必須以極隆重的方式給印度人民以自治領地位。
首相致印度總督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
我本人的意見認為，應當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和賤民等等——把他們最優秀的領導人物提供給上述機構。但是，此間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選舉基本原則的提案，結果可能會把整個議會交給了國大黨決策人手中。這是與我的願望大相逕庭的。
由各個大的公眾團體與種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領袖加入議會，這個方法，無論在當時或是以後，都是我應該遵循的，因為，這樣可以免去只與黨派的政客們打交道。
二月二十五日，我組織了一些部長們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況，並對戰時內閣提出意見。出席的每一位部長都具有直接在印度獲得的知識，主持會議的艾德禮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勳爵都曾經是一九三○年西蒙調查團的成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勳爵，精通印度政情，並且與甘地和尼赫魯先生交情深厚。樞密院院長約翰‧安德森勳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長五年。國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經擔任總督府執行委員會經濟委員。印度事務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員會中唯一的保守黨成員。其餘皆為工黨、自由黨或無黨無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時參加的權利。該委員會的觀點通常與我的一致，因此，我從未有必要參加他們的會議。戰時內閣對委員會完全信任，並且大部分採納它的建議。我們在這樣順利的情況下去制訂解決困難的決策。儘管如此，我還是同戰時內閣以外的非內閣大臣商議。
首相致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戰時內閣將在星期二中午對印度問題進行討論。此後，由於採取的決定的嚴重性，必須與全體非內閣大臣商討，可能還要全體各部次官參加。此外，由於帝國的權利明顯地受到影響，必須盡早取得國王的同意。你應該立即將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員會。
我對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險。我必須了解大多數人的反應，而不僅僅是目前少數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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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在亞洲的進攻向西擴展，美國對印度事務顯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興趣。美國人對世界大戰戰略問題的關心使他們接觸到一些政治問題，而在這一方面，他們儘管主張強硬，卻是毫無經驗。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印度被視為大英帝國的一個可悲的「樣板」，不過也是英國獨有的負擔。現在日本向它的邊境推進，美國政府開始對印度問題表示意見，並且提供忠告。在只有一個種族的國家中，對於膚色問題一向採取寬大及高尚的見解。同樣，沒有海外殖民地或屬地的國家，對擁有這些土地的國家的事務，是會產生極其高尚而又超然的情緒的。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我訪問華盛頓的時候，總統按照一貫的美國方針，第一次與我討論了印度問題。我的反應極為強烈，這樣他再也不在口頭上提及此事。後來，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底，他訓令艾爾‧哈里曼試探我對英國政府與印度政治領袖之間獲得和解有無可能。我告訴哈里曼，我正準備向總統去電。該電於三月四日發出。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一九四二年三月四日
我們認真地在考慮，是否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