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氣氛——向國會提出災難將臨警告的必要——成立生產部的要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從俄國回來——我請他當軍需大臣——下議院和我的講話的廣播——我要求投信任票——表決的重要性——沙漠戰役的匯報——我對隆美爾的讚揚——我們在遠東的赤手空拳——我們在資源上的限制——我接受全部責任——前途艱險——辯論中友好的語氣——四百六十四票對一票——美國和盟國的欣慰——二十位自由黨議員中六位棄權——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不接受軍需大臣的職務——一月三十一日我給他的信。
關於我到華盛頓去的使命以及在我離國五星期內所發生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盼望我向國會作一次詳細匯報。我心目中有兩個突出的事實。第一是，偉大同盟最後必定會勝利；第二是，在日本向我們猛攻中，一連串無可估量的大災難將要降臨到我們身上。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為一個國家，一個帝國，我們的生命不再有什麼危險了。另一方面，危亡的威脅既然基本上消除了，每一個評論者，不論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就可自由地指出那許多已犯過的錯誤。有許多人並且認為，改進我們指揮作戰的方法，從而縮短可怕的歷程，已是他們的責任。我自己為了我們已經遭受的種種失敗，惴惴不安，誰也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這些失敗還只是大災難的開端。澳大利亞政府的態度，各報消息靈通而又不著邊際的評論，二三十位能幹的議員的詭譎的經常的冷嘲熱諷，議院會客廳的氣氛，在使我覺察到有一種令人為難的、不愉快的、無法回答的但又是膚淺的意見，從四面八方，氣勢洶洶地向我逼將過來。
另一方面，我很知道自己處於有利的地位。人民能在一九四○年時保全下來，我曾經出過微力，我可以指望他們對此抱有好感。我並不低估國民的忠誠，這像波瀾壯闊的潮流，簇擁著我前進。戰時內閣和三軍參謀長對我表示了最高的忠心。
我是有自信的。由於情況的需要，我曾向周圍人士明白指出，對我一個人的職權和責任有絲毫的削減，我是不容許的。新聞界議論紛紛，主張我繼續擔任首相，發表演說，但是把指揮戰事的實際工作讓給別人擔任。我決心不向任何方面作出讓步，自己負起首要的直接的責任來，要求下議院對我投一次信任票。我還記得法國人有句名言，「Onne regne sur les ames que par le calme」。【１】
【１】這句法文的意思是：「只有鎮靜才能控制人的心靈。」——譯者
向議會和全國提出災難將臨的警告，這是尤其必要的。在領導工作中，提出一些虛幻的希望，但轉眼就落空，這是最嚴重的錯誤。英國人民能夠堅強地樂觀地面對危機或災難，但他們痛恨受騙，痛恨替他們負責辦事的人自己處在一種無根據的幻想中。我覺得用最暗淡的詞句描寫目前的光景，從而藐視未來的災禍，這不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對於戰事的整個的指揮都是必要的。在這個關頭這樣做，也可能不至於影響軍事形勢，不至於動搖大家現在都有資格感覺到的那種最後勝利的基本信念。儘管每天總有使人震動、使人緊張的消息傳來，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時工夫，集中思想，來考慮一篇範圍廣泛、內容新穎的萬言書；儘管沙漠地區戰爭失利的火焰燒到我的腳跟來，我還是把我的匯報和對於我們情況的判斷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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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節有一種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個生產部，其大臣參加戰時內閣。一九四一年七月間，在我首途訪問羅斯福總統以前，我在下議院裡作了長時間的辯論，說明當時沒有設立這種機構的必要。但是輿論仍在趨向這個意見，不但由於事態的發展，而且由於有關人員和部門的處境，使這個主張更得到了強調。比如說，美國總統已經任命唐納德‧納爾遜先生主管全部生產工作。難道就不應該有一位相應的官員嗎？大家都矚望於比弗布魯克勳爵，他在華盛頓的成就已經敘述過了，他在美國最上層的人士當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軍需部中，我主管過現在歸軍需部和飛機生產部掌管的職務。這些部門在原材料和熟練勞動力方面糾纏得很厲害，因此如果有一個統一指揮的權威機構，那就方便多了。
由於現在每件事的規模愈來愈大，這種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魯克是俄國人和美國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領導這樣大的一個聯合機構，似乎沒有人能比他更勝任愉快的了。
自從他從飛機生產部調到軍需部以來，這兩個業務相關的部門之間發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戰時內閣一級的生產大臣的領導之下，把我們軍事生產的這兩個大部門結合起來，不但可以恢復協調，而且可以增進效果；他是早已有這個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擔任生產大臣。而現在飛機生產大臣穆爾—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認為足以勝任軍需大臣的安德魯‧鄧肯爵士，可以作為他的兩個僚屬。他倆都有巨大的創造性和全面的判斷力；這一切還在我思想中盤旋的時候，一位新人物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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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早想結束他在俄國的任務。無論在戰時或戰後，奉命擔任駐蘇聯大使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感覺到這個使命是十分沒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進攻還沒有把俄國同我們拉在一起以前的時期裡，我們的使節在莫斯科幾乎完全受到了忽視。他難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機會，莫洛托夫對待他和其他盟國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十二月的危機中，蘇聯的外交中心從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種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勞無功的狀況不但重新出現，而且益加惡化了。後來，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現在美國總統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許多事情，大使的職務跟決定性的事務日益分離了。德軍進犯時，斯塔福德正在國內，已經向我表示願意離任之意，但他接受了並且贊成了我的看法，認為不該在俄國初遭患難的時候召回他。從那時到現在，快八個月了，一位具有他這樣身份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議院來，當然沒有什麼不合適。因此，在一月初，我同意他調任，並派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前去接替他。
一月二十三日，克里普斯從俄國回來。由於工黨反對他的極端主義，早在幾年前就把他驅逐出黨，所以這時他已是一位脫離工黨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國全國對俄國的英勇抵抗有熱烈的好感，由此而聯想到他擔任大使的職位，因而他的名氣也就更大了。英國左派人士和他們的報刊製造了一種論調，說俄國所以參戰，站到孤獨的、艱苦萬狀的英國這邊來，他要比當代任何人貢獻更大。極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為他值得活動活動，作個候補首相；這些圈子裡有人說他將領導一批新的政府評論家，他們希望把這批人組成一種舉足輕重的議會力量。我個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歡他，巴不得把他延攬到政府裡來，在政府裡，我們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幫助的。由於他先前的工黨的同僚並無異議，我就尋找機會。
對於左翼的意見如何，我雖然消息靈通，卻完全依據著事情的恰當與否來行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我任軍需大臣時，克里普斯是英帝國最大的炸藥廠副廠長，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既具有這種實際的行政經驗，又具有突出的聰明才幹。我覺得，派他負責軍需部是最符合於公眾利益的，而且這又可作為成立生產部這一重大規劃的組成部分。一月二十五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和夫人到契克斯與我同進午餐。
那天下午他和我作了一次愉快的長談。我向他提出了明確的建議，並且解釋了這種職務在軍事生產全局裡的地位。他說要考慮，以後再作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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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七日辯論開始，我把問題提到下議院。我可以看出，他們都還有一肚子的氣；原來我回國後曾經請求將我即將作出的匯報錄下音來，以便用來向大英帝國和美國進行廣播，他們卻提出種種同當時形勢要求毫不相干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我撤銷了我的請求，儘管在世界任何其他的議會裡對這種請求是絕不會拒絕的。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我站起來說話了。
自從我回國以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必須要求下議院投一次信任票來支持我，這完全是正常的、憲政的、民主的手續。展開關於戰事的辯論已經提出來了。我便以最放手的、最自由的方式為辯論安排了三個整天的時間。任何議員都可以自由地說出他認為應當說的話，議論或者反對內閣，或者反對政府的組成或個別人員，做到暢所欲言，只要對軍事秘密予以保留，而下議院一向是小心遵守這一點的。你們還有比此更自由的麼？你們還有比此更能發揮民主的麼？別的國家很少有如此鞏固的制度，能在國家展開生死鬥爭的時候，還能維持這樣的制度。
我有義務向下議院解釋，我為什麼在這時候要求給我非常的支持。有人建議，我們應當進行三天這樣的一種辯論，在辯論中，政府無疑地會受到擔子挑得較輕的人們狠狠的抨擊，到最後不付表決，大家就散會了。這樣一來，新聞界中那一部分抱著敵對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