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十月
張伯倫先生退休——內閣的人事變動——保守黨的領導——我決定繼任保守黨領袖的理由——重開滇緬公路——致羅斯福電——我們在沙漠前線的力量加強——我對中東軍政當局的責難——對馬耳他島的憂慮——艾登先生飛往中東——一九四○年十月十三日我對形勢的估計——艾登先生在開羅同各將領舉行會議——他的報告和要求——我們在馬特魯港的力量逐漸加強——艾登先生和史末資將軍預定在喀土穆會晤——我打算對意軍採取先發制人的進攻——應更妥善地利用我們在中東的人力物力。
九月末，張伯倫先生的健康狀況大為惡化。七月間，他曾動過一次手術，進行檢查，手術之後，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崗位；檢查結果，醫生們認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術所能治療的。現在他才明白實情，並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復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辭呈。由於事態的發展十分緊急，我認為必須在政府中進行前文敘及的人事變動。約翰‧安德森爵士任樞密院院長並主持內閣內政委員會。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為內政大臣兼國內安全大臣，安德魯‧鄧肯爵士任軍需大臣。這些變動都從十月三日起開始生效。
張伯倫先生還認為，他應該辭去保守黨領袖的職務，並且要我繼任。我必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也許還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一個大黨領袖的身份，和我現在所處的由英皇和議會授權、並由各黨聯合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毫不懷疑的。保守黨在下院所佔的席位和其他政黨席位的總數相比，佔絕大的多數。因為是處於戰爭狀態，所以遇有意見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議會、舉行選舉的辦法來訴諸國民的公斷。在危機重重的艱難時期，在屢遭失敗和挫折的漫長歲月，如果我不僅要獲得兩個小黨領袖的同意，而且還要獲得保守黨這個大黨的同意，我才能行動，那麼，我便不能指揮這場戰爭了。不論是誰當選，也不論他有多好的自我犧牲的美德，他總之是要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的。對我來說，我只是負行政的責任。
這些論點當然不能同樣地適用於和平時期；不過，我覺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戰爭中勝利地克服困難。而且，就應付聯合政府中的工黨和自由黨來說，基本的事實是，我作為首相，而現在又出任最大政黨的領袖，並不完全依靠他們的投票，即便沒有他們，我最後也照樣能得到議會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黨領袖的職務，我敢斷言，如果沒有保守黨領袖的職位以及保守黨黨人對其領袖的忠誠擁護，我就無法在獲得勝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務。如果我拒絕擔任，保守黨內另外一個最有希望的人選是哈利法克斯勳爵，現在他親自提出要我繼任的動議，並經全黨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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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茫茫無邊的驚濤駭浪中闖過了夏季，但是能夠生存的信念卻與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們又陷入錯綜複雜的困境，其程度雖不像夏季的危險那麼嚴重，但卻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脅已顯然減輕。在空中進行的不列顛之戰，我們已經獲勝。我們已經扭曲了德國的射束。我們本土軍隊和國民自衛軍已經非常強大。十月間的秋分暴風，使英吉利海峽和愛爾蘭海波濤洶湧，危險莫測。以前我引以為慰的種種論據，都一一證實，更加可信了。在遠東，日本宣戰的危險似乎已經減輕。他們曾經等著要瞧一瞧德國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國沒有入侵。日本軍閥要想尋求萬全之策。但是在戰爭中萬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說他們在七月間認為不值得對我們發動戰爭，那麼，現在當大英帝國的光輝更加燦爛、世界局勢對日本更加不利的時候，他們為什麼要向我們發動戰爭呢？在封鎖滇緬公路三個月期滿後，我們覺得有足夠的力量重新予以開放。日本人對於海戰富有經驗，他們對於海戰的看法也許同英國海軍部的方針是一致的，但是，當我們採取重開滇緬公路、使物資流入中國這一決策的時候，我們並不是一點憂慮也沒有的。在這次對未知之數的普遍衡量中，業經證明我們的判斷並沒有錯誤。
我想向總統拍發電報，把我認為可以使他和美國人民感到高興的消息告訴他。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一九四○年十月四日
滇緬公路為期三個月的封鎖將於十月十七日滿期，我們就各項有關問題進行長期考慮之後，今天已決定重新予以開放。外交大臣和我將於星期二，即八日，對議會宣佈此事。我準備說，我們所抱的日本和中國之間達成公正解決的希望業已落空，三國公約恢復了一九三九年的《反共產國際公約》，並具有針對美國的顯然標誌。我知道，讓你發表任何聲明，從而使美國在太平洋承擔義務，採取假定的行動方針是多麼困難，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採取一個簡單的行動難道不比說空話好些？難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國艦隊——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訪問嗎？新加坡方面將以完全正規的適當方式歡迎他們。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對於新加坡和菲律賓水域的海、陸軍問題進行技術上的商討，並可邀請荷蘭人參加。在這方面，只要稍有舉動，就足以對日本產生威懾的效果，使它不敢因重開滇緬公路而對我們宣戰。如果你在這幾方面考慮採取行動，我將不勝感激，因為這對防止戰火的蔓延將起重要的作用。
儘管我們在達喀爾全盤失敗，但是維希政府仍在設法同我們建立關係，這足以表明法國國內的趨勢，說明他們已經感覺到德國的壓力，已經見到我們能夠保衛我們自己。
我們在空中的地位雖然在實際力量和與敵人的對比上都在步步加強，但是對飛機的需要依然迫切。有幾處重要的工廠曾遭受重創，生產率也因空襲警報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我駕駛人員的傷亡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多，因為，在我們自己國土的上空作戰，很大一部分都安然降落或者僅僅受到微傷。
當你派來的官員在此間訪問時，我們曾著重談到駕駛員的問題。我們現在開始認為，就最近的將來而論，飛機才是使我們受到限制的因素。
我不能認為入侵的危險已經過去。那位紳士已脫去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來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風。我們保持著最高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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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端發生的這些令人興奮的事，為我們在中東採取更加強硬的行動掃清了道路。我們要集中全部精力來對付義大利，他們的行動比我所預料的遲緩。強大的援軍已到達韋維爾將軍處。兩個坦克團已到達沙漠。統率現在被稱為「尼羅河集團軍」的梅特蘭‧威爾遜將軍，對於「馬蒂爾達」——部隊給步兵坦克即「I」式坦克所起的別名——的潛力評價頗高。這時，我們在馬特魯港的防禦陣地已大為鞏固（這一點，我當時還不知道），中東司令部中的參謀和計劃人員已開始在醞釀一些新的打算了。顯然，我們下一步重要的任務是從英國和印度加強我們在中東的部隊，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隊。
關於試圖使軍事運輸艦隊取道地中海的問題，我還在和海軍部爭論。我說：「你們現在看清楚了吧，我們當時應該試一試。」而他們卻說：「用不著那麼急嘛。」我對中東現有部隊的部署，非常不滿，而且，在我看來，給養供應與戰鬥力之間的懸殊也非常大。我對於馬耳他島極為憂慮。關於這些問題，我直接而且還間接通過參謀長委員會催促韋維爾將軍和陸軍大臣。我給艾登先生寫了一封信：
首相致陸軍大臣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們在原則上並無分歧；但是在原則的應用上卻產生了許多細節上的爭論，這一點特別表現在目前入侵的威脅迫在眉睫之際，還要抽調我本土的防禦部隊。同時，參謀部不斷要求從中東抽調軍隊，如把澳大利亞第七師調去駐防馬來半島。目前擬將那兩個印度旅調往這些熱帶叢林，以防可能發生的對日戰爭，以及可能性更小的日本之對新加坡進行包圍。
昨晚，我曾和參謀長們一起對有關印度增援部隊的文件進行了研究。你從報告中可以看出，一個師要派往馬來亞，另一個師派往巴斯拉，一個軍派往伊拉克，這樣一來，就把一九四一年所能抽調的印度增援部隊全部用光。我軍這種地理上的部署或分散表明了目前的主導思想，這種思想從戰略的意義上說是完全錯誤的，然而他們向我解釋說，雖然曾指定這些部隊要用於特定的戰場，但如有必要，也可全部調往中東。因此，我同意在該文件中增添字句說明這一點。雖然如此，但在抽調這些師的那一節裡卻隻字不提戰爭的需要，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不好。
其次，我們還要注意到：在肯尼亞對軍隊的浪費愈來愈大，在巴勒斯坦的浪費也在繼續。這種情況，在巴勒斯坦已略有好轉，但在肯尼亞，情形卻相反，又調了一個山地炮隊去，而不把該炮隊調到蘇丹。我擔心史末資將軍到那裡去時，會受當地情況的影響。不過，我打算用電報同他聯繫。
最後還有：對英國正規軍的浪費也很驚人，他們在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