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襲擊的幾個連續階段——戈林親自指揮空戰——他企圖征服倫敦——希特勒的吹噓——連續轟炸五十七夜（九月七日至十一月三日）——派爾將軍的高射炮火網——我個人的幾點見聞——唐寧銜和「新樓」——張伯倫先生動大手術後的堅忍精神——他答應離開倫敦——他安詳地死去——在唐寧街十號的一次晚餐——幸虧我忽然想到——投在財政部庭院中的一顆炸彈——帕爾麥爾大街起火——卡爾頓俱樂部被炸毀——人民的勇敢——拉姆斯格特飯店和戰爭損失保險方案——地下鐵道作防空掩體用——我們預料倫敦將成為一片瓦礫——對政府機關的規定——「預備警報」和「空襲警報」——「報凶的鬼嚎」——改進安德森氏家庭防空掩體——內閣提前用餐時間——議會表現的情緒——我勸議員們謹慎小心——他們的好運氣。
德國對不列顛的空襲，反映了敵人是意見分歧，目標矛盾，而且從來沒有徹底完成過計劃。在這幾個月裡，敵人曾經有三四次放棄了一種使我們感到極大壓力的攻擊方式，改而採取另外的新方式。不過，所有這些階段都是彼此重疊的，很難用準確的日期加以劃分。每一個階段都和下一個階段相銜接。初期的空襲是力圖把我們的空軍捲入在英吉利海峽和我國南部海岸上空的戰鬥；接著是襲擊我南部各郡，主要是肯特郡和蘇塞克斯郡，敵人的目的是要摧毀我們空軍的組織；然後是接近並到達倫敦；跟著就以倫敦為最主要的空襲目標；最後，當我們在倫敦上空戰勝時，他們又重新分散襲擊各郡城市和我們經默爾西河及克萊德灣通往大西洋的唯一生命線。
我們曾經看到，在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和九月的頭一個星期裡，他們襲擊我南部海岸機場時，是如何使我們疲於奔命。可是到九月七日，戈林公開掌握了空戰的指揮權，由白天空襲改為夜間空襲，由襲擊肯特和蘇塞克斯的戰鬥機機場轉為轟炸倫敦建築物最集中的那一大片地區。小規模的白天空襲是司空見慣，從未斷過，而一場大規模的白天空襲仍可能到來；但總的來說，德國進攻的性質完全改變了。對倫敦的轟炸持續了五十七夜。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來說，這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結果如何，誰也無法預料。從來沒有這麼大的一片住宅區遭受過這樣的轟炸，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家庭被迫面臨轟炸所造成的困難和恐怖。
在將近八月底的時候，敵人對倫敦進行狂轟濫炸，我們也立刻回敬，對柏林進行了一次報復性的襲擊。由於我們必須飛越較遠的距離，所以同從鄰近的法國和比利時機場襲擊倫敦相比，規模就不能不小得多。戰時內閣極力主張還擊，主張拼一下，向敵人挑戰。我深信他們是正確的，並且深信，只有讓希特勒認識到英國人的憤怒和意志力，才能使他感到十分震驚或打亂他的計劃。他在內心是佩服我們的。當然，他利用了我們對柏林的報復大作文章，並且公開宣佈德國的既定政策——要把倫敦和英國的其他城市炸成一片廢墟。他在九月四日宣稱，「如果他們襲擊我們的城市，我們就乾脆把他們的城市夷為平地。」他確曾拚命這麼做了。
德國人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摧毀我們的空中力量；第二個目的是粉碎倫敦人的鬥志，或至少要使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無法居住。這些新的目的，敵人都沒有達到。我們飛行員的本領和勇敢，我們飛機的優異性能以及他們的嚴密的組織，使皇家空軍贏得了勝利。千百萬普普通通的人民現在也表現了各種各樣同樣優秀的、為不列顛的生存不可或缺的美德，他們向全世界證明了一個受自由熏陶的社會力量是多麼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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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月七日到十一月三日，平均每天晚上有二百架德國轟炸機襲擊倫敦。在此以前的三個星期對我各郡城市進行的初期轟炸，使我們大量分散了我們的高射炮部隊，所以當倫敦成為主要的襲擊目標之初，它設在倫敦的高射炮只有九十二門。當時認為最好是讓第十一大隊指揮的夜間戰鬥機在空中自由活動。在夜間戰鬥機中，有六個中隊是「伯倫翰」式和「無畏」式戰鬥機。夜間戰鬥那時還處在幼稚階段，使敵人遭受的損失很小。我們的高射炮兵卻因此一連三夜沒有開炮。當時，他們本身的技術也低得可憐。儘管如此，鑒於我們夜間戰鬥機存在的弱點和一些未能解決的問題，於是決定準許高射炮手隨意使用他們最好的技術，放手射擊他們看不見的目標。指揮防空炮隊的派爾將軍，把高射炮從各郡的城市撤回來，使倫敦的高射炮數目在四十八小時內增加了一倍多。我們自己的飛機躲開了，高射炮大顯身手的機會來到了。
倫敦居民待在他們家裡或簡陋的防空洞裡忍受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襲已有三夜了。突然，在九月十日，整個防空火網打開了，而且伴隨著強烈的探照燈光。這轟隆隆的炮火給予敵人的損害並不大，但它卻使居民們大為滿意。每個人都歡欣鼓舞，認識到我們對敵人進行還擊了。從此以後，高射炮隊就經常開炮；當然，由於經常練習和熟練以及當前的迫切需要，射擊技術便不斷有所提高。德國入侵飛機被擊落的數字也逐漸增加。有時，高射炮隊暫停射擊，讓作戰方法也大為改進的夜間戰鬥機飛臨倫敦上空。夜間空襲之外，還伴之以幾乎是連續不斷的白晝空襲，有時來的是小隊敵機，有時甚至僅僅只有一架，在整個二十四小時內，經常是每隔一會兒就有一次警報。七百萬倫敦居民對於這種奇特的生活已經習以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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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閃電戰」，我當然知道成千上萬的人有許多更加驚心動魄的故事要講，所以為了節省篇幅，我在這裡只談幾件我個人的見聞。
轟炸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在思想上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在倫敦西區，每個人都照常工作、娛樂、吃飯和睡覺。劇場裡經常客滿，熄滅了燈光的街道到處是三三兩兩的人群。同巴黎的失敗主義分子在他們五月間一遭到嚴重的空襲就怕得要死、喊叫連天的情況相比，倫敦人的這些反映可以說是健康的。我記得，有一次在連續不斷的猛烈空襲中，我和幾個朋友正在吃晚飯。斯多諾威大廈朝著格林公園的幾扇大窗全部開著，公園裡閃爍著高射炮的火焰，還時而被一顆爆炸的炸彈的火光照得通明。我覺得我們在冒不必要的危險。吃完晚飯後，我們走到那俯瞰大堤的帝國化學公司大樓去。從那些用石頭構築的高高的陽台上可以眺望美麗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幾處地方在燃燒，正當我們在那裡的時候，落下了幾顆重型炸彈，有一顆距離很近，我的朋友們急忙把我拉到一根堅固的石柱後面。這一次，證明了我關於我們在日常生活的享受上應當受到許多限制的看法是對的。
在白廳周圍的那些政府建築物，一再被擊中。唐寧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了，這些搖搖晃晃修得很馬虎的房屋，是一個唯利是圖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還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機期間，為唐寧街十號和十一號的居住者構築了防空壕，並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間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層木頭天花板和結實的木柱支住。人們認為這樣就能在房子被炸毀或震塌時支撐殘垣。當然，無論是這些房間或防空壕，都是經不起一顆直接命中的炸彈的。在九月的後兩個星期裡，已經作好準備，把我的內閣辦公室搬到斯多利門附近、遙對聖詹姆斯公園的比較新式和堅固的政府辦公大樓。我們把大樓稱為「新樓」。在「新樓」下面有一個作戰指揮室和幾間避彈臥室。這時的炸彈當然比以後各階段投的炸彈小，但是在新居還未準備就緒之前的一個時期裡，唐寧街的生活是非常緊張的。我們好像是生活在前線的一個營指揮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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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個月裡，我們的夜間內閣會議是在「新樓」地下室裡的作戰指揮室舉行的。從唐寧街到那裡，必須步行穿過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後向上攀登，從正在為加固作戰指揮室和地下辦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隊中間走過去。我當時沒有注意到這對動過大手術後身體羸弱的張伯倫先生是多麼困難，但是任何困難也擋不住他，他比前幾次參加內閣會議更加衣冠楚楚，舉止從容，態度堅定。
一九四○年九月末的一個傍晚，我從唐寧街十號的前門向外張望，看見工人們正在把沙袋堆在對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問他們在作什麼。他們告訴我說，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動過手術以後，必須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療，而在唐寧街十一號的防空壕裡進行治療很不方便，那裡在經常不斷的空襲時至少聚集著二十個人，因此，他們就在這裡給他準備一個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約會，但是，實際情況擺在面前。他怎能經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職權。我穿過十號與十一號之間的過道找到了張伯倫夫人。我說：「他病成這樣，根本就不應該留在這裡。你必須把他送走，等他恢復健康再說。我每天都把所有的電報給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時，她告訴我說：
「他願意聽從你的意見。我們今晚就走。」我從此就再沒有見到過他。不到兩個月，他就與世長辭了。我確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崗位上的。我們不能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