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的辯論——由此而產生的不信任的決議——勞合‧喬治在議會中的最後一擊——我竭力設法扭轉下院的形勢——我對首相的勸告——五月九日的會議——德國的進攻——五月十日和首相的談話——荷蘭的苦難——張伯倫先生提出辭職——英皇邀請我組織內閣——工黨與自由黨參加內閣——事實與夢想。
在短暫的挪威戰役中所發生的許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國內引起了深刻的騷動，甚至就戰前若干年間最不活動、最遲鈍的人們來說，其中有些人的情緒也變得愈來愈激昂。反對黨要求對戰爭的形勢進行辯論，經過安排，決定在五月七日舉行。下院擠滿了神情非常激動而又悲痛的議員們。張伯倫先生在開場時所作的聲明，不能遏制敵意的浪潮。
在嘲笑聲中，他的發言被打斷了。人們要他回想一下他在四月五日所發表的演說；當時他在另一種場合下，曾經輕率地說過「希特勒錯過了時機」。首相說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軍參謀長的關係；並且在答覆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質詢時，明確地說明在挪威戰役中，我還沒有取得這種權力。下院中執政黨與反對黨雙方的議員，相繼發言，以非常嚴酷和激憤的態度，攻擊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腦。發言者發現他們博得整個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歡呼聲，越來越響亮。而熱衷於在新的戰爭中建立功勳的羅傑‧凱斯爵士，對於海軍參謀部企圖佔領特隆赫姆的計劃歸於失敗，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當我看到局勢的演變多麼不妙時，我始終不斷地請求海軍部和戰時內閣，讓我負起全部的責任，並領導艦隊進攻。」
他身穿海軍元帥的制服，以非常迎合當時下院情緒的態度，提出技術性的詳細資料並以他專家的權威，為反對黨的指責助威。坐在政府席後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響徹下院的一片歡呼聲中，引用克倫威爾向長期議會所說的幾句專橫的話：
「你們在這裡坐得太久了，再也不會幹出什麼好事。我說，你們走開！讓我們和你們從此一刀兩斷。看在上帝的面上，走罷！」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區的議員、一位聲名卓著和經驗豐富的樞密顧問官的口中竟然說出了這樣一句令人痛心的話。
第二天，五月八日，雖然議會中的辯論，在討論休會動議的情況下繼續進行，但它卻具有不信任決議的性質，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對黨的名義，宣佈他們要求舉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來，表示接受挑戰，而且在一段不幸的發言中，向他的朋友們呼籲，要求給予支持。他有權利提出這種呼籲，因為他的這些朋友過去對於他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都曾給予支持，因此，在戰前那些「被蝗蟲吃光的年代」中，應該分擔他的責任。但到了今天，他們自覺慚愧，緘默不語，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經參加了反對派方面，進行充滿敵意的示威了。這一天，人們看到勞合‧喬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後一次決定性的干預。他在一篇不超過二十分鐘的演說中，對政府首腦進行了充滿惡意的抨擊。他企圖替我開脫說：「我並不認為海軍大臣對於在挪威發生的一切，應負全部的責任。」我立即插話申明：「我對海軍部所作的一切，負完全的責任；我也願意接受我應該負的全部責任。」勞合‧喬治先生警告我不要為了掩護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彈擊中而把自己變成一個防空洞，然後，他把目標轉向張伯倫先生說：「現在不是誰是首相朋友的問題。當前的問題要大得多。首相曾經籲請大家作出犧牲。全國都準備作出各種犧牲，但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國家必須有領導的人物，政府必須明確地表示它要達到的目標，而全國必須能夠相信領導他們的人正在盡他們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後說：「我莊嚴地聲明，首相應該以身作則，首先作出犧牲，因為在這次戰爭中，沒有比首相犧牲自己的職位，更能對勝利作出貢獻的了。」
作為閣員，我們大家都團結一致。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都已經發言了。我自告奮勇地來作結束辯論的演說。這也是我的職責所在，不僅是為了要對我所效勞的首長表示忠誠，而且也因為在我們以不夠充分的軍事力量，冒險企圖援救挪威的戰役中，我曾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說，儘管不斷地被主要來自工黨反對黨席位上的發言所打斷，但我盡我的最大的努力，設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當我回想到前幾年工黨的錯誤和他們奉行的危險的和平主義，以及在戰爭爆發前四個月，他們團結一致地反對實行徵兵，我在發言時，精神非常振奮。我覺得有權提出這種批評的，是我本人和少數與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絕不是他們。當他們將我的話打斷時，我立即反唇相譏並加以蔑視，有幾次喧囂聲震耳欲聾，以致我無法使人聽清我的發言。但是自始至終，他們的憤怒顯然並非對我而發，而是以首相為對象。我盡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顧一切其他的考慮，為首相進行辯護。到十一點鐘我坐下時，議會即舉行投票。結果政府獲得八十一票的多數，但有三十個保守黨人投票贊成工黨和自由黨反對黨，另有六十個保守黨人棄權。這次的辯論和投票表決，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實際上，無疑強烈地表現出下院對於張伯倫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辯論結束以後，首相請我到他的房間去。我立刻看出，他對於下院對他的情緒持有最嚴重的看法。他覺得他不能再繼續執政。現在應該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僅僅一個政黨負擔不起這樣的重任。現在必須有人出來組織一個由各個政黨參加的政府，否則，我們就不能度過難關。由於辯論中充滿敵意的發言，使我非常激動，同時又感到我本人對有關爭端在過去所持的立場極有把握，因此，我堅決傾向於繼續戰鬥下去。「這是一場損害我們的辯論，但你仍有一個可靠的多數。
不要為此事而感到痛心。況且關於挪威的局勢，實際上比起向下院所能報告的情形要好些。你應該從各方面加強你的政府，讓我們繼續奮鬥，直至我們擁有的多數背棄我們時為止。」
我所說的話，內容如此，但張伯倫先生並沒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當我午夜前後離開他時，心裡感到，如果沒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會堅持犧牲他自己的決心，而不願嘗試由一黨組成的政府來領導繼續作戰。
五月九日早晨所發生的事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但是卻有過下列情況。金斯利‧伍德爵士，作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們兩人長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從伍德爵士那裡，我知道張伯倫先生已決定組織一個聯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擔任政府的首腦，他願意讓給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夠勝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會奉命負起領導的責任。這種前景，既沒有使我興奮緊張，也沒有使我驚慌失措。我認為在當前的局面下，這是最好的辦法。我心安理得地聽任形勢的發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寧街去，在那裡我會見了哈利法克斯勳爵。在對一般的時局作了一番談話以後，我聽說艾德禮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幾分鐘後就要來訪問，一同進行洽商。
等他們到來以後，我們圍桌而坐，我們三個閣員坐在一邊，兩個反對黨領袖坐在另一邊。張伯倫先生說明組織聯合政府的極端重要性，並想探詢工黨是否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服務。這時，他們的黨正在伯恩默思舉行會議。雙方談話非常客氣，但工黨的領袖在沒有和他們的黨內人士商量以前，顯然不願作出任何許諾，不過，他們明確地暗示，他們認為工黨將有不利的反應。接著，他們就辭退了。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陽光燦然，哈利法克斯勳爵和我在唐寧街十號的花園裡坐了一會兒，漫無目標地隨意閒談。然後，我就回到海軍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處理著繁重的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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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日天亮以後，立即傳來了重大的消息。裝著電報的信盒絡繹不絕地從海軍部、陸軍部和外交部送到我這裡來。
德國人發動了他們等待已久的襲擊。荷蘭和比利時同時遭到侵犯，兩國邊界的許多地點已被突破。德國軍隊侵入低地國家和法國的整個行動已經開始了。
大約十點鐘的時候，金斯利‧伍德爵士來看我，他剛才會見了首相。他告訴我，張伯倫先生鑒於現在大戰臨頭，覺得似乎有必要繼續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訴他，情形恰恰相反，由於新的危機，成立聯合政府更為必要，因為只有舉國一致的政府才能應付危機。他還說，張伯倫先生已經接受了這個見解。十一點鐘，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寧街去。在那裡，我又會見了哈利法克斯勳爵。我們在桌子這邊，和張伯倫先生對面而坐。他告訴我們，他深知組織聯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從工黨領袖方面所獲得的反響，已經使他對於這一點毫無懷疑。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在他本人辭職獲准以後，應該向國王推薦誰來組閣。他的態度保持冷靜，不慌不忙，就事論事，似乎完全不考慮個人的成分。他隔著桌子望著我們。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過許多次重要的談話，而這次確實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絕地談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