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睡狀態的繼續——「凱瑟琳」計劃的最後階段——同俄國的緊張關係——墨索里尼的疑惑——霍爾‧貝利沙先生離開陸軍部——行動的種種障礙——工廠處於曖昧不明狀態——五月中的結果——截獲德國進攻比利時的計劃——英國遠征軍的工作與發展——沒有裝甲師——法國陸軍的衰退——共產黨的陰謀——德國侵犯挪威的計劃——二月五日的最高軍事會議——我第一次參加最高軍事會議——「阿爾特馬克」號事件——艦長菲利普‧維安——救出英國俘虜——張伯倫的有效辯護——希特勒任命馮‧法爾肯霍斯特將軍統率德軍進攻挪威——先攻挪威，後攻法國——德國空襲我國東部沿海航運——對付空襲的措施——最初六個月海戰令人滿意的結果——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關於海軍預算的演說。
一九三九年底，戰爭仍處在不祥的昏睡狀態。只有偶然的炮擊和偵察的巡邏機聲，打破了西線的沉寂。雙方的軍隊，從它們日益鞏固的防禦工事後面，隔著一個公認的「無人區」彼此遙遙相望。
現在的情勢，同一九一四年底比較，很有幾分相似（我在聖誕節寫信給龐德說）。從和平到戰爭的過渡時期，現在已經完結了。在外洋上，敵人的海面船隻至少暫時已經肅清。法國境內的防線，呈現出靜止的狀態。此外，我們在海上已經擊退了最初的潛艇襲擊，而在上次的大戰中，直到一九一五年二月，潛艇戰才開始發動；同時，對於新奇的磁性水雷，我們已經找到了對付的辦法。而且，在法國，沿著邊界設有防線，而不像在上次大戰中，法國有六七個省以及比利時都已經陷於敵人手中。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情形和一九一四年比較，也許要好得多。並且我還覺得德皇時代的德國是一個比納粹德國更加頑強的對手（不過，這種觀感可以隨時修正）。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當作聖誕節的賀片了。
這時我更加確信，在一九四○年不可能執行「凱瑟琳」計劃。
「派遣一支最優秀的艦隊進入波羅的海，」我寫信給龐德說（一月六日），「雖然非常合乎理想，卻不是奪取並佔有鐵礦區的必要手段。因此，雖然派遣艦隊開入波羅的海的一切準備工作，仍舊應當繼續進行，並且應當作出堅強的努力，但是，除非我們能夠設法在空襲下保全艦隊，否則，輕加嘗試必然會造成錯誤；如果要依賴派遣海面上的艦隊來佔領鐵礦區，那就更加錯誤了。讓我們滿懷著信心前進，隨著時事的展開，看看海軍方面將如何發展。」
於是又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海軍大臣致第一海務大臣
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
（1）承你送來為答覆我關於「凱瑟琳計劃」各項草案所作的各種報告，我都已經仔細研究過了。我不得不勉強而又十分明確地斷定，我們在秋季所計劃的作戰行動，在今年將不可能實行。我們對於潛艇、水雷及襲擊艦，還不能夠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夠派遣許多必需的較小船艦，去擔負它們的特別任務。如何使我們的船艦在防禦空襲方面能夠比較安全，這個問題迄今還沒有解決。俯衝轟炸機仍然是一個可怕的威脅。至於火箭〔為保密起見，又稱「U‧P‧武器」，就是「不旋轉的投射彈」〕，雖然迅速地趨向生產階段，但是，即使一切進行順利，在今後的許多個月內，仍不能有充分的數量可供利用。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給予我們較大的船艦以更多的裝甲保護。波羅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勢，總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九月間，「俾斯麥」號的到達會使我們將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強。
（2）但戰爭很可能在一九四一年猛烈進行，而且誰都不能說那時會有什麼機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標明「有利」字樣的各種船艦及輔助艦的準備工作，只要時機允許，應該繼續進行；並且希望船艦在入塢修理或重行裝配的時候，應當為它們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誤它們回隊服役。
還有一點，鑒於俄國的態度，要繼續使我們的驅逐艦為在冬季海面上展開活動作好準備。當然，這也只是我們應當採取的謹慎態度。我們對此都意見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直到現在，沒有一個盟國支持我們的事業。美國的態度，比任何其他時期更為冷淡。我一直堅持和美國總統通信，但是很少有反應。財政大臣為我們日益減少的美元儲備而叫苦。
我們和土耳其已經簽訂了一個互助條約，正在考慮從我們自己有限的財源中，能給它一些什麼援助。芬蘭戰爭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使我們和蘇聯間早已不和睦的關係，變得更加惡化。如果我們要採取任何行動來援助芬蘭，都可能引起對俄國的戰爭。蘇聯政府和納粹德國間根本的敵對，並沒有妨礙克里姆林宮以種種的供給和便利條件，積極幫助希特勒發展其威力。法國的共產主義者以及存在於英國的這一類共產主義者，都譴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戰爭，並盡他們所能來阻撓軍需工廠的工作。他們在由於久不作戰而早已變得生氣索然的法國陸軍的內部，確實產生了一種打擊士氣和破壞性的影響。我們繼續用禮讓的態度和有利的條件，來籠絡義大利，但我們並不能夠有任何安全感，或獲得任何博得友誼的進展。齊亞諾伯爵以彬彬有禮的態度對待我國大使。墨索里尼則採取冷淡疏遠的態度。
然而，義大利的獨裁者，卻不是沒有他自己的憂慮的。一月三日，他寫了一封透露隱衷的信給希特勒，表明他對德蘇成立協定的厭惡：
我曾經有四十年的政治經驗，因此，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一個政策——尤其是一個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戰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一九二四年承認蘇聯的。一九三四年，我和他們簽訂了一個通商友好條約。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為里賓特洛甫關於英國和法國不會採取干涉政策的預言，結果並未實現，你不得不設法避免造成第二戰場。你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價，因為俄國不費一兵一卒，已經在波蘭及波羅的海的戰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為一個天生具有革命氣質，並且始終未曾改變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訴你，你不能永遠犧牲你的革命原則，來適應某個時間的戰略需要——並且我也有一定的責任告訴你，如果你和莫斯科發生更進一步的關係，那就會在義大利引起具有嚴重後果的反應。在義大利，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情緒，是絕對一致的，和花崗石一樣堅實，並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這種情形不會發生。要解決你的生存空間的問題，必須到俄國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們能夠粉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一天，我們才能夠對於雙方的革命，完成了心願。然後便要輪到各大民主國家了，因為這些民主國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無法倖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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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六日，我再訪法國，向法國最高統帥部說明我那「耕種者第六號」和「漂浮水雷」（「皇家海軍」作戰計劃）兩個軍械設計【１】。那天早晨，在我動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訴我說，他已決定更換陸軍部長人選，要使霍爾‧貝里沙先生讓位於奧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爾‧貝里沙先生打電話到巴黎英國大使館找我，把我已經知道的事告訴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職位中擇一擔任，但沒有成功。這時，政府本身頗不景氣，全國報紙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政府失去了一個極有作為而又活躍的人物。霍爾‧貝利沙在各報一致讚揚聲中離開了陸軍部。議會是不接受報紙的意見的，實際上，報紙的議論往往使它採取相反的行動。一個星期以後，下院開會時，霍爾‧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幾個擁護者，他自己也沒有作任何發言。我寫信給他如下：
一九四○年一月十日
我們共事不久，便告分離，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戰中，我也經受過和你相同的經驗，所以我知道，任何專心致志於工作的人，對於這件事都會感到多麼的傷心與痛苦。這次提出的人事變動，事先我並未參加商議。我只是在事情決定以後才獲得通知。同時，假使我不告訴你我認為你最好是能擔任貿易部或新聞部的職務，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遺憾，你對於這些重要職務中的第一個職務，竟然也不願接受。
你在陸軍部任職期間的顯著成績，就是在和平時期通過徵兵法。你對這點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們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這次暫時的挫折，對於你將來獲得為國家效勞的機會來說，絕不會成為嚴重的障礙。
我雖想實現這個希望，始終未能成為事實；直等到聯合政府解散以後，一九四五年五月，我組織所謂「看守政府」時，才邀請貝里沙擔任國民保險部大臣。在他賦閒的這段期間，他曾經是嚴厲抨擊我們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對於能夠羅致這樣一個幹才，重新參加政府，確實感到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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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一月分中，芬蘭人堅守陣地，到了月底，人數逐步增多的俄國軍隊，仍然被遏制在它們原有的陣地。紅軍的空軍連續轟炸赫爾辛基和維伊普里，芬蘭政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