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先生邀請我入閣——九月二日的猶豫——九月三日的宣戰——第一次空襲警報——重新主管海軍部——海軍上將達德利‧龐德爵士——我關於海軍事務的知識——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的對照——海軍的戰略形勢——波羅的海——基爾運河——義大利的態度——我們地中海的戰略——潛艇的威脅——空襲的威脅——日本的態度——新加坡——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安全——戰時內閣的組織——張伯倫先生的最初選擇——一個老一輩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九月一日黎明，德國進攻波蘭。同一天早晨，我們的所有部隊奉命動員。首相請我在下午到唐寧街去看他。他告訴我，他認為避免與德國作戰的希望已經幻滅，提議成立一個由少數不負責專部的閣員組成的戰時內閣來指揮作戰。他提到，據他了解，工黨不願參加聯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黨將會參加。他邀請我擔任戰時內閣的閣員。我未加任何評論，便接受了他的提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於人選和措施，進行了長談。
經過一番考慮以後，我覺得組成指揮作戰的最高執行機構的閣員，他們的平均年齡必然會使人感到太高了。為此，我在午夜以後寫信給張伯倫先生：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我們豈不是成了一個老人隊了嗎？我發覺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個人的年齡總數，竟達三百八十六歲或平均六十四歲以上！僅比領取養老金規定的年齡差一歲！不過，如果你把辛克萊（四十九歲）和艾登（四十二歲）延攬入閣，平均年齡就可以降到五十七歲半。
如果《每日先驅報》關於工黨不擬參加政府的說法是真實的，我們今後一定會遇到經常不斷的批評，以及戰爭中往往出現的令人沮喪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的是，邀請處於反對黨地位的自由黨堅決地參加我們的隊伍。艾登對於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黨人，以及溫和的自由黨分子，都有相當的影響。在我看來，利用這種影響也是增加實力的一個極其必要的辦法。
波蘭人遭受猛烈的進攻，現在已有三十小時了。我聽到巴黎方面還有再提照會的說法，深為不安。我相信你最遲在今天下午議會舉行會議時，就能夠提出聯合宣戰的聲明。
除非海軍部採取特別的措施，並在今天發出信號，否則，德國軍艦「不來梅」號即將駛出阻截區。這只是一個次要問題，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煩。
我在此聽候你的指示。【１】
【１】見法伊林，《內維爾‧張伯倫傳》，第四百二十頁。
九月二日是非常緊張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沒有聽到張伯倫先生的動靜。我想他也許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後一分鐘的努力；事實證明確是如此。然而，到了會議開會時，卻發生了一場短暫的、但很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首相模稜兩可的聲明，引起了整個下院的不滿。當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黨反對黨發言時，保守黨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聲喊道：「要為英國說話。」這句話博得了大聲喝采。下院的情緒無疑是主張作戰的。我甚至認為比我也曾親自參加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同樣場面，更顯得堅決和團結。那天晚上，各黨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對面我的寓所來拜訪我，表示深切的憂慮，唯恐不能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下院準備在第二天下午重新開會，當天晚上，我寫給首相一封信如下：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
在星期五我們的談話中，據我了解，我將成為你的僚屬，而且你對我說，這個消息很快就要宣佈。但從那時起，我一直沒有聽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這個緊張騷動的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情況；雖然，在我看來，現在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你對我說「大局已經決定」時所表示的思想已經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為了應付這種非常重要的歐洲局勢，方法的變換也許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你在中午辯論開始以前，讓我知道不論為公還是為私，我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
在我看來，如果工黨態度疏遠，而且據我所知，自由黨也採取這樣的態度，那麼，在這樣狹隘的基礎上，很難組成一個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戰時政府。我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努力，以爭取自由黨參加，而且對於你曾和我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與範圍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議會裡有一種觀感，即認為我們決心的顯然削弱，已經使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損害。我並不低估你應付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但是我深信我們現在將要自作決定，從而給我們的法國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樣。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將需要盡可能地組成最強大、最完整的聯合政府。因此，我請你在我們再進行一次談話以前，不要宣佈戰時內閣成員的名單。
正如我昨天早晨寫給你信中所說的，我完全聽候驅使，並衷心希望幫助你完成艱鉅的任務。
後來我了解，英國的最後通牒已在九月一日下午九時三十分遞交德國，接著在九月三日上午九時，又遞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最後通牒。九月三日早晨的廣播，宣佈首相將在十一時十五分發表廣播演說。因為這時看來，英國和法國肯定會立刻宣戰，我便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說。我認為這篇演說對於我們一生中以及歷史上的這個莊嚴偉大的時刻來說，是很得體的。
首相的廣播演說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處在戰爭狀態。他的話剛說完，我們耳邊突然聽到了一陣陌生的、持久的、淒厲的聲響，這種聲響後來就變得習以為常了。我的妻子跑進房來，由於當時的形勢危急而顯得神情緊張，但她對於德國人敏捷而又準確的行動，卻給予好評。我們倆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頂，看一看外面發生的情況。在我們周圍，在晴朗涼爽的九月的陽光下，四面八方的倫敦的屋頂和尖塔，歷歷在望。
在這些屋頂和尖塔上面，已經有三十或四十個圓柱形的氣球冉冉上升。我們對於政府這種顯然有所準備的跡象，表示滿意。我們預料應該有一刻鐘的準備時間，在這段時間將要結束時，我們便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和其他適用的藥品，配備齊全地走到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去。
我們的掩護所，就在順著大街走過去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個敞開的地下室，外邊甚至沒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內。每個人都抱著高興而又詼諧的態度。這是英國人面臨凶吉未卜的前途時所表現的本色。當我站在門口凝視著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擁擠的地下室時，在我的想像中呈現出了這種景象：毀滅與屠殺的場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聲；高樓大廈坍塌成為瓦礫土堆；消防隊和救護車在隆隆的敵機聲下，在濃煙中穿梭往來。我們不是早已聽說空襲將是如何的可怕麼？空軍部當然為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誇張了空襲的威力。和平主義者曾經設法利用公眾的這種恐懼心理，而我們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積極準備，建立一支優勢的空軍，雖然不承認那種最可怕的預測，但也贊成將它作為對當局的一個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戰事初起的幾天內，曾預備了兩萬五千張病床，以供空襲中受傷者應用。至少在這方面，沒有發生估計過低的情況。現在應該看一看實際發生的情形了。
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後，淒厲聲又響起來了。我自己不敢斷定這次是否是重複一次警報，但有一個人一路奔來，高聲喊道「警報解除了」。我們於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們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時開會，不慌不忙地按照議事程序進行，並作了簡短而莊嚴的祈禱。在議會裡，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辯論結束後，立即到他的房間去。經過最近幾天極度興奮而又激動的心情，當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傾聽議員們演說時，一種特別強烈的寧靜感緊緊地攫住了我。我覺得內心安詳，並體會到一種凌駕於人間事務與個人問題之上的超然感。英國雖然愛好和平和缺乏準備，但在國家榮譽的召喚下，瞬刻間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舊時英國的這種光榮傳統，使我整個身心異常激動，而且似乎把我們的命運，提升到一個遠離塵世現實和肉體感受的境界。
我發言時，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把這種心情轉達給下院，結果得到了良好的反應。
張伯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考慮了我的信；他說自由黨拒絕參加政府；他準備讓負有行政職務的海陸空三個部的大臣參加戰時內閣，從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我關於平均年齡的見解，並且可以將平均年齡減低到六十歲以下。他說，這樣就可以使他邀請我擔任海軍大臣，並在戰時內閣中擔任閣員。我聽了以後，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雖然我從來沒有提出這點，但我當然願意主管確定的任務，而不願高高在上，出謀劃策，督促別人工作。一個部長，不論勢力多大，如果不主管專部，結果往往如此，頒發訓令要比提出建議容易，而有權採取行動，即便範圍有限，也比有權參加泛泛的討論更為適宜。如果一開始首相就要我在參加戰時內閣與主管海軍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我當然一定會選擇海軍部。而現在我卻二者兼有了。
關於我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