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掌握大權——他訪問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會談——朗西曼使命的結束——英法對捷克的壓力——貝奈斯總統的屈服——福歇將軍放棄法國國籍——我在九月二十一日的聲明——李維諾夫在國聯大會上的強硬聲明——蘇聯實力的被漠視——兀鷹齊集在厄運註定的國家的周圍——張伯倫與希特勒在戈德斯貝格——希特勒的最後通牒——英法內閣的拒絕——威爾遜赴柏林的任務——我在九月二十六日往訪唐寧街——哈利法克斯的公報——英國海軍動員——在德國前線的後面——貝克將軍的免職——希特勒與德國陸軍參謀部的鬥爭——哈爾德將軍的陰謀——九月十四日陰謀失敗的所傳原因——九月二十六日德國陸軍參謀部給希特勒的意見書——雷德爾海軍上將的進諫——希特勒的動搖——張伯倫九月二十七日的廣播——他第三次建議訪問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籲——九月二十八日下院的好戲——慕尼黑會議——一張廢紙——張伯倫凱旋歸來——「光榮的和平」——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的證詞——希特勒的判斷再度證實——道德和行為的一些普通原則——法國和英國走上致命的道路。
張伯倫先生控制了英國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爾遜爵士則是他的主要親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勳爵對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來越疑惑不解，但還是跟著首相走。內閣深切不安，但還聽從張伯倫。下院中的政府多數黨被黨的議會領袖所操縱。一個人，只有一個人執掌著我們的國家大事。這個人不論對他所應負的責任或他應盡的個人努力都是不會畏縮不前的。
九月十三日到十四日深夜，達拉第和張伯倫取得聯繫。法國政府認為，如果法英兩國領導人親自出馬，一起去見希特勒也許會有好處。但張伯倫卻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動地打了一個電報給希特勒，建議去訪問他。第二天他向內閣報告了這件事，當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電，邀請他到貝希特斯加登去。於是，在九月十五日早晨，這位英國首相就乘飛機到達慕尼黑機場。從各方面來看，選擇這個時候並不怎麼合適。當這個消息傳到捷克首都時，捷克領導人簡直不能相信真有這回事。他們感到很奇怪：正當他們剛剛第一次控制住蘇台德區內部形勢的時候，英國首相竟然親自去訪問希特勒。他們感到這會削弱他們同德國打交道的地位。因為，希特勒在九月十二日發表的挑釁性的演說，以及隨後德國鼓動亨萊因的黨徒叛變，都沒有得到當地人民的支持。亨萊因已經逃到德國去了，蘇台德的日耳曼黨因失去領導顯然已不同意採取直接的行動。捷克政府在其所謂「第四次計劃」中，正式向蘇台德的日耳曼的領袖們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計劃，內容不但超過了今年四月亨萊因在卡爾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張伯倫在三月二十四日演說中所提出的意見，符合西蒙爵士在八月二十七日演說中的聲明。但甚至朗西曼勳爵也看出，蘇台德的領袖們和捷克政府之間達成雙方滿意的協定正是德國人最不願意的事。張伯倫此行使蘇台德黨有了一個提出更多要求的機會；該黨的極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訓令公開提出歸併德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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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飛機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到達慕尼黑機場，然後他乘火車前往貝希特斯加登。正在這時，德國所有的電台都轉播亨萊因要求蘇台德區歸併德國的聲明。這是張伯倫下飛機後聽到的頭條新聞。這顯然是有計劃地讓他在會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這件事。關於歸併這個問題，不論德國政府或亨萊因本人都從來沒有提出來過；而且在幾天之前，英國外交部已經宣佈這不是英國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張伯倫和希特勒會談的現存記錄，現在已經由法伊林公佈了。我們可以從他的敘述中得到張伯倫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儘管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卻是，這個人在作了保證之後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１】
【１】法伊林，前引書，第三百六十七頁。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希特勒早在幾個月以前就已下了決心並且做好準備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後的信號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九月十七日返回倫敦，立即召集內閣會議。那時朗西曼勳爵已經回來，而他的報告當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些日子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很不好，執行這項使命，又使他精神極度緊張，人也消瘦些。他建議採取「一項直截了當的行動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佔多數的地區移交給德國」。這個辦法至少有簡單明瞭的優點。
首相和朗西曼勳爵都深信，只有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才能勸阻住希特勒不下令進犯捷克。張伯倫在他和希特勒會談時強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滿鬥志」。他的內閣也認為法國是毫無鬥志的；因此根本談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論調聊以自慰，甚至顯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現在必須同法國政府採取一致後退的步驟。九月十八日，達拉第和博內來倫敦。張伯倫已經決定在原則上接受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所說明的要求。剩下來的事情只是擬出建議，由英法兩國駐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國內閣送來了一份確實想得比較周到的草案。他們不贊成公民投票，因為他們看到，這樣一來，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亞地區也可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他們贊成直截了當地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
不過他們又說，英國政府應該和法國，加上俄國（他們從來沒有與之磋商過），共同保證這個支離破碎的捷克的新國界。
我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在內閣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內實質上完全是個失敗主義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語，其目的無非是一句話——「不惜任何代價來謀求和平」。他在戰後所寫的一本書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責任都推到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身上。當時他心裡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來使法國不去履行最近還重申的莊嚴而明確的義務，即要為了保衛捷克斯洛伐克而戰。這時，英、法兩國的內閣在外表上好像兩個爛熟的西瓜擠在一起壓碎了；然而事實上它們所需要的卻是刀劍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這一點，英法兩國卻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應該聽從保護人的決定。這些像孩子一樣頭腦單純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壞的待遇。
英國和法國在向捷克人提出他們的決定或最後通牒時說：「法、英兩國政府都認識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犧牲是多麼的巨大。他們都覺得有責任坦率說明這些條件對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須最遲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舉行會談，如有可能還要提早，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請你盡早給予答覆。」於是，在九月十九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內日耳曼人佔半數以上的地區移交給德國的建議。
英國畢竟沒有保護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義務，它也沒有提出過非正式的保證，但法國確實有這樣的條約約束：如果德國進攻捷克，法國必須對德作戰。二十年來，貝奈斯總統始終是法國的忠實盟友，而且幾乎是法國的附庸，在國際聯盟和其他場合都支持法國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還有所謂神聖莊嚴的義務的話，那麼現在的法捷關係就是了。勃魯姆和達拉第的聲明，言猶在耳。法國政府竟自食其言，實為劫數的凶兆。我始終認為貝奈斯的屈服是錯誤的。他應該保衛他的防線。按照我在那時的看法，一旦戰爭爆發，法國在全國人民熱情澎湃的情況下，一定會起來幫助的，而英國也會立即同法國採取一致行動。在這次危機的高潮時（九月二十日），我到巴黎去了兩天，拜訪我在法國政府中的朋友雷諾和曼德爾。這兩位部長都感到非常苦惱，甚至想退出達拉第內閣。我反對他們辭職，因為就算他們作出了犧牲，也不能改變事態發展的進程，反而使法國政府由於失去兩個最能幹最果斷的人而更為虛弱。我甚至冒昧地把這個意思明白告訴了他們。在這次痛苦的訪問之後，我便回到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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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深夜到二十一日凌晨二時，英法兩國駐布拉格公使往訪貝奈斯總統，告訴他已經沒有希望根據一九二五年德捷條約進行仲裁，並極力敦促他「在法國和英國不能承擔責任的形勢還沒有出現之前」，要接受英法兩國的建議。法國政府對於這一個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慚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頭提出來。在這種壓力之下，捷克政府在九月二十一日屈從英法建議。當時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國將軍。他從一九一九年起就是法國駐捷克軍事代表團的團員，一九二六年升任團長。他現在向法國政府申請離職，離職後立即就參加了捷克軍隊。他還取得了捷克國籍。
法國曾提出下面的辯解，對此我們不能輕易放過。他們說，如果捷克拒絕屈服，結果發生戰爭，法國自應履行其義務；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壓力就屈服，那就無損於法國的榮譽。關於這一點，我們只好交給歷史來評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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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九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