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張伯倫——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問題和外交大臣的接觸——尼翁會議——我們的通信——英國的成功——首相與外交大臣的意見分歧——哈利法克斯勳爵赴德國訪問希特勒——我謝絕邀請——艾登自感孤立——羅斯福總統的建議——首相的答覆——美國總統遭到拒絕，深表失望——張伯倫先生的嚴重責任——因羅馬談判問題艾登與張伯倫最後決裂——恰特韋爾的不眠之夜。
在英國的內閣中，外交大臣佔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職責使他受到特別的尊敬。但在他執行事務時，他通常是要受整個內閣，或至少受內閣中主要人物的審察的。他有責任使他們知道事情的進展。按照習慣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電報、駐外使節人員的報告以及他與外國使節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談話記錄，在閣僚中傳閱。至少，我在內閣的時候總是如此。特別是首相，他保持著這種審核權，他有權親自或通過內閣來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至少不能對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沒有首相經常支持，他就無法進行工作。為了使事情進行順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間不但在根本原則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當範圍內，在脾氣上，也應該非常調和。如果首相本人對外交問題特別關心，那麼他們兩人之間的合作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艾登是鮑德溫任內的外交大臣。鮑德溫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靜的生活著稱之外，並不積極干預外交政策。張伯倫卻正相反，他對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想實施強有力的控制。他對外交問題抱有堅定的見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與外國使節討論外交問題的當然權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後，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發生了一種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覺到的變化。
除此之外，兩人在精神上和觀點上又有一種深切的、雖然起先沒有表現出來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歐洲那兩個獨裁者保持友好關係，而且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們妥協，避免發生會得罪他們的事情。而艾登過去在日內瓦曾經號召各國聯合起來反對其中一個獨裁者而獲得了聲譽，而且，那時如果能讓他自己決定的話，他可能合用戰爭邊緣的手段，甚至還不只是邊緣的手段來制裁獨裁者。他是英法協約的忠實信徒。
他剛剛堅決主張英法兩國舉行參謀會談。他很希望同蘇聯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他認識到希特勒的危險和威脅。他對我國軍備以及我國在外交上的反應的弱點感到不安。也許還可以說，我和他之間，自然除了他是一個負責官員這一點之外，在看法上幾乎可以說沒有多大出入。因此一開頭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為惡化，內閣裡面這兩個重要人物之間就很可能發生意見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來是堅決贊同他的外交觀點的人，這就是哈利法克斯勳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間的悠久的親密的關係，始於一九二二年，那是在勞合‧喬治首相時代，他擔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始終沒有損害我們兩人之間的個人關係，雖則對他在印度總督任內的政策，我們之間曾發生過非常嚴重和持久的爭論。我相信我很了解他，我深知在我們之間有一條鴻溝。同時，我也感覺到，在他和艾登之間，也同樣有這一條鴻溝或類似鴻溝的東西。總的來說，如果張伯倫先生在組閣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為外交大臣，也許還明智一些。如果讓艾登擔任陸軍部或海軍部的職務，可能更為適當，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個氣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張伯倫合作期內，這種不祥的形勢，逐漸不斷惡化。
直到這時，和在許多令人焦慮不安的年分，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員。他和霍爾——賴伐爾條約的意外關係，影響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許多政界人士對他的看法。
首相這時越來越信賴他的主要工業顧問威爾遜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許多問題還不屬於他的業務範圍。首相認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認識到或預見到德國威脅的增長，沒有人比他更願意為了應付德國的威脅，使其他一切考慮都服從這個目標。外交大臣覺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較得心應手，卡多根也是一位聲望很高和能力很強的外交官。因此到一九三七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經知道他要調職了，而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他就被任為「政府首席外交顧問」這一特任職位。這個新名義，對外界說是一種升職，而且實在也很像升職的樣子，但在實際上，管理外交部的整個責任，已不再歸他掌握了。他仍舊保持原有的那一間辦公室，但外交部的電文現在必須連同該部的詳細意見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後才由他過目。范西塔特不願意當駐巴黎大使，在一段時期內繼續處於這種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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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夏季至該年年底，首相與外交大臣之間在方法和目標上的分歧逐漸擴大。促成一九三八年二月艾登先生辭職的一連串事件，都是按照邏輯規律逐步出現的。
最初的分歧點，是因我國與德意兩國的關係引起的。張伯倫先生決定向兩個獨裁者苦苦哀求。一九三七年七月他邀請義大利大使格蘭迪伯爵到唐寧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們進行會談，但他沒有參加。在會談中，張伯倫先生說他希望改善英意關係。格蘭迪伯爵向他建議，作為初步行動，如果首相能寫一封信給墨索里尼作個人的呼籲，對局勢也許會有好處。張伯倫先生坐下來。就在這次談話中他寫了這樣的一封信，但沒有把這封信通知這時正在離首相官邸只有幾步遠的外交部裡的外交大臣就把它發出去了。這封信沒有產生明顯的結果。兩國的關係因為義大利擴大對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趨惡化。
張伯倫先生自認為他有一種個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兩個獨裁者取得友好的關係，而且也認為他確實能夠建立這種關係。對於墨索里尼，張伯倫先生同意對義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給予承認，作為全面解決兩國糾紛的前提。
對於希特勒，他準備在殖民地問題上表示讓步。而同時，他卻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願意考慮改善英國軍備的狀況，也不願意考慮英法兩國之間在參謀部級或政治方面進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與義大利達成任何和解，那麼它必須作為包括西班牙問題在內的全面解決地中海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國對這件事的深切諒解。在談判這種全面解決方案時，我們是否承認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顯然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一個重要籌碼。在外交大臣看來，還沒進行談判就把這個條件去掉，表現出急於要談判的樣子，實屬不智之舉。
到了一九三七年夏季，這種分歧更顯得嚴重了。張伯倫先生認為外交部阻撓他同德意兩國進行談判的嘗試，而艾登先生則認為他的首長在設法同獨裁者接近的過程中，尤其在英國軍備十分薄弱的這個時期，表現得過分迫切。說實在的，在這兩個人的見解中，存在著一種實際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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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和政府有種種分歧，但我對外交大臣卻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堅決和勇敢的人；雖然他在過去擔任外交大臣政務秘書和後來擔任次官時委曲遷就地做過的許多事情，都是我曾經攻擊過而且至今還加以攻擊的。但我確實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錯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問題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舉行宴會他必定邀請我出席，我們常有書信往來。這樣做當然並沒有什麼不妥。按照很久以來的習慣，外交大臣總是同當時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觸，廣泛地討論各項國際問題的。艾登先生不過是按先例辦事罷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我寫信給他說：
西班牙問題打斷了我們的思路。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魯姆同我們一樣嚴守中立。即使德國繼續支持叛軍一方，蘇聯以金錢供給政府一方，我們仍然要採取中立態度。如果法國政府幫助一方反對叛軍，那就會成為德國人和親德分子的天賜良機了。如果你有餘閒，請讀讀我在星期一《旗幟晚報》上發表的文章。
我在這篇文章裡寫道：
只有在雙方都有對有不對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最激烈的爭執。在西班牙，一方是貧窮落後的無產階級熱情，要求推翻教會、國家和私有財產，創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統治。另一方是愛國主義的、信宗教的和資產階級的勢力，他們得到許多省份的農民的支持，在陸軍的領導下，正在逐步建立軍事獨裁來恢復秩序。雙方都懷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向對方施加殘暴的和無情的屠殺；令人寒心的仇恨一發不可收拾；雙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勢不兩立。所有這些，使無論哪一方取勝，接著大有可能把失敗一方的積極分子無情地加以全部殺光，從而開始一個長期的專制統治時期。
到一九三七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對軸心國積極干涉西班牙內戰這個問題上，雖然通過不同途徑，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採取堅決的行動，即使行動規模不大，我在下院中總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