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
「全面戰略目標」——德國的軍備開支——獨自進行的調查——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保守黨代表團晉見首相——我對這件事的聲明——普遍的結論——我的擔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的第二次集會——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斯溫登勳爵離開空軍部——議院的辯論——林德曼再次參加防空研究委員會——我同達拉第先生的通信——一九三八年法國對德國空軍實力的估計——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對德國陸軍的估計——達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計——法國空軍的衰落——漫不經心的島民。
在戰爭中和在對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樣，如果從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許多選擇辦法中抓住起決定作用的重點，一定大有好處。美國的軍事思想家創造了「全面戰略目標」這個名稱。當我們的軍官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時，只覺得好笑；但後來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智慧越來越明顯，並為人們所接受了。顯然這是一條規律，別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從屬的地位。如果不遵守這個簡單原則，就會導致混亂的和徒勞無功的行動，甚至會使事情變得越來越壞。
就我個人而論，早在聽到這個名稱被提出來之前，我就毫不困難地按照這個規律行事了。我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國，現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軍事力量了，而勉強取得勝利的各協約國，卻只知張著口呆看，手足無措，我一想起來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斷用一切方法，一有機會就運用我對下院和個別大臣的影響來敦促我們的戰備工作，並且為了不久會再度成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的事業而尋求盟國和夥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擔任絕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韋爾莊園看我，在我的游泳池裡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陽光燦爛，池水溫暖。我們只談到未來的戰爭，但他還不有全相信戰爭必然會到來。當我送他出門時，他突然激動地轉過身來對我說：
「德國人一年就花十億鎊來擴充軍備。」我那時想，應該讓議會和英國公眾知道這個事實。於是我就著手研究德國的財政情況。那時德國每年都做預算而且還加以公佈。不過單從他們的一大堆數字來看，是很難知道真實情況的。一九三六年四月，我自己通過兩條途徑來進行調查研究。第一條途徑是依靠兩個在英國政治避難的德國人，他們不但極其能幹，而且有著堅定不移的目的。他們懂得德國預算數字所表示的詳細情況和馬克的價值等等。同時我又請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問他能否查清真實情況。斯特拉科斯契是「聯合公司」這家商行的主持人，這家公司資金雄厚，還有一批極其幹練和忠心的工作人員。這家在倫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來專門搞這個問題。不久他們提出了精確而詳盡的報告，說德國每年軍事開支肯定在十億鎊左右。與此同時，那兩位德國避難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獨立地得出相同的結論。按一九三六年的幣值，每年十億鎊！
這樣，我就有了兩套資料，可以據此提出我的主張。在辯論的前一天，在議院的休息室裡，我同當時仍任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先生談起來。我對他說：「明天我就要問你，德國每年在戰備上花十億鎊，究竟是不是事實，我將要求你給予明確的答覆，或者加以證實或者加以否認。」張伯倫說：
「我不能否認，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將加以證實。」我必須把我說的話寫下來：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佈的數字，從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一九三三年接近五十億馬克；
一九三四年接近八十億馬克；一九三五年接近一百一十億馬克——總共二百四十億馬克，大約二十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五、八、十一。這些數字很準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我特別地向財政大臣提出質問：
他是否知道，德國直接和間接用於戰備的開支，包括建造戰略性的公路在內，在一九三五日曆年度也許已達到八億鎊，而這個開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張伯倫先生答：政府未獲德國官方數字，但是根據政府所獲得的情報，我看沒有理由認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問時所提出的數字不論適用於哪一年都必定說得過分，雖然他自己也會同意，在這裡面不免含有猜測的成分。
我把十億鎊改為八億鎊，目的是為了給我的秘密情報作掩護，而且也為了說得穩當一些。
※※※
我用幾種方法力圖將英德兩國軍備情況的對比弄出個水落石出的結果。我在一次秘密會議上要求進行辯論，但是被拒絕了。說是「會引起一場虛驚」。沒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會議都是不受報界歡迎的。後來，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我問首相是否願意接見由樞密院顧問官以及幾個將向他提供他們所知道的事實的人所組成的代表團。索爾茲伯里勳爵請求上院也組織類似的代表團一同去見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親自向艾德禮先生和辛克萊爵士提出請求，但工黨和自由黨都不願派出代表參加。於是，在七月二十八日，鮑德溫先生、哈利法克斯勳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辦公室裡接見我們。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幾位保守黨議員和無黨派知名人士。
奧斯汀‧張伯倫給我們作介紹。
代表團
「下院」
奧斯汀‧張伯倫爵士
邱吉爾先生
羅伯特‧霍恩爵士
艾默里先生
約翰‧吉爾摩爵士
格斯特上尉
羅傑‧凱斯海軍上將
溫特頓伯爵
亨利‧克羅夫特爵士
愛德華‧格里格爵士
沃爾默子爵
穆爾—布拉巴宗中校
休‧奧尼爾爵士
「上院」
索爾茲伯里侯爵
菲查倫子爵
特倫查德子爵
勞埃德勳爵
米爾恩勳爵
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國政治生活中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一群傑出的人，沒有私心，終身致力於國家大事；他們代表著不可忽視的來自保守黨的有份量的意見。如果工黨和自由黨這兩個反對黨的領導人也和我們一起參加，恐怕就會形成一種緊張的政治形勢，以迫使政府採取補救措施。晉見首相連續兩天，每天三四個小時，我經意說鮑德溫先生是一個善於聽取意見的人，他的確以極大的興趣和注意來傾聽。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帝國國防委員會的參謀人員。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時十五分進行發言，闡明瞭當時的形勢。
我在結尾中說：
第一，我們現在正處在我國歷史上最危險和最緊急的時期。第二，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起來，此外就沒有別的什麼辦法了。如果英國艦隊和法國陸軍聯合起來，加上兩國的聯合空軍在靠近法比邊界後面的地方進行飛行活動，還加上英法兩國所顯示的一切力量，這就可以形成使我們獲得拯救的威懾力量。這無論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詳細地說，我們必須排除一切障礙來增強我們的實力。要防備一切可能的危險是辦不到的。我們必須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別的事情上吃點虧——說到更具體的建議，我們必須優先發展我們的空軍。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們的優秀青年培養為飛行員。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用各種辦法來鼓勵他們，不管採用什麼誘導方法。我們必須簡化和加速飛機的製造，以最大的規模來進行，並且毫不猶豫地同美國或別的國家訂立合同，盡量購買各種飛機原料和設備。我們正處在危險之中，這個危險是我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即使在潛艇戰的高潮時（一九一七年）也沒有遇到過。
我憂心忡忡地想：光陰似箭。如果我們長久不去整頓我們的防務，我們就可能受強敵阻止，不許我們完成這項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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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們大失所望。鮑德溫先生的健康狀況顯然越來越不好，誰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誰是他的繼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數。真不巧，內維爾‧張伯倫正享受他所應得的休假而沒有出席，因而沒有機會直接聽取保守黨議員所提供的事實。在這個代表團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許多可貴的朋友。
大臣們對我們提出的重要意見，看來是加以認真考慮的，但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議會休會之後，鮑德溫先生才邀請我們所有的人去聽取一個經過充分考慮的關於整個局勢的報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個坦率而又漂亮的報告；他對我國所遇到的嚴重形勢並不加以掩飾。但是在實質上，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估計，特別是我所說的話，對前途未免過於悲觀；說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們的確如此）來補救，但是目前情況還沒有使政府有採取緊急措施的必要；採取緊急措施勢必打亂我國工業，造成普遍恐慌，顯露所存在的缺點；而在這些限度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