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有關技術問題的插曲——德國的訛詐力量——會見鮑德溫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鮑德溫先生的邀請——防空研究委員會——一些普遍原則——我們工作的進展——雷達的發展——沃森‧瓦特教授和無線電回波——蒂澤德的報告——海岸雷達網——空軍元帥道丁的電話通訊網——一九三九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臨我國東岸——敵我識別器——一九三九年到馬特累斯漢視察——我和海軍部的接觸——海軍航空兵部隊——建造新戰列艦的問題——大炮的口徑——舷炮齊射的後座力——炮塔的數量——我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給霍爾爵士的信——海軍部的主張——四聯裝炮塔——一個不幸的結果——訪問波特蘭港：「潛艇探測器」。
在這裡需要講一講那些對我們未來安全有著極其重要後果的技術方面的決定。為便於敘述，這一章包括從現在起到戰爭爆發前四年的全部過程。
我們在失去了空中均勢之後，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訛詐了。
如果我們曾及時採取步驟，建立一支比德國在破壞條約時所能建立的再強一半或一倍的空軍，我們就有可能保有對未來的控制權。哪怕只是空軍力量和德國相等（沒有人會說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們在這些危急的歲月裡，對我們的防務充滿信心，並給我們提供一個寬廣的基礎，以便進行外交活動和進一步擴充我們的空軍，但現在我們已失去空中均勢了。我們為了恢復空中均勢所作出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在上一次大戰中，飛機曾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裡，它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種有魔力的武器，同時又是一種主要的軍事力量。大臣們必須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同德國獨裁者發生衝突，倫敦的毀滅和屠殺的情景將是多麼的可怕。雖然並非只有英國才有這些考慮，但這些考慮確實對我們的政策，其結果也對整個世界發生重大的影響。
一九三四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寫信給《泰晤士報》，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獲致決定性的科學成果。是年八月，我們不僅促使已在進行研究的空軍部官員還促使政府主要官員注意這個問題。九月間，我們從夏納到埃克斯累班，同鮑德溫先生有過一次愉快的談話，看來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們要求由高級負責機構進行調查研究。當我們回到倫敦時，因空軍部發生財政困難，這件事就暫時擱置起來了。在一九三五年初，空軍部成立了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奉命研究未來的發展。我們記得，鮑德溫先生在一九三三年曾根據空軍部的意見，發表了一篇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說。他聲稱空中是無法防禦的。「轟炸機總是可以穿過防線的。」既然這樣，我們對空軍部所屬的委員會，就都失去信心，而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由空軍部轉到帝國國防委員會處理；在這個委員會中，政府各位首長，即國內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將能監督和指導其活動，而必需的經費也有了保證，不致沒有著落。這時，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仍不時在這個問題上對大臣們進言。
二月間，麥克唐納先生親自接見我們，我們便把這件事向他當面提出。在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分歧。當我指出這個問題對和平的意義時，首相深表同意。我說，再沒有比排除對平民進行突然空襲的想法更能減輕籠罩著全世界的恐懼和焦慮的了。當時，麥克唐納先生的視力看來已經很壞了，他茫然凝視著窗外的皇宮廣場，對我們保證說，他正打算硬起心腸來克服來自空軍部的阻難。空軍部又極不願意部外的或上級的部門來干預他們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時間，什麼事也沒有做出來。
因此我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在下院提出這個問題；我說：
這個問題有一定的範圍，按其性質來說，它基本上是科學的問題。它所涉及的，是如何發明、採用或發現一些方法，使我們能夠使地面防空部隊控制天空，從地面來實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飛機——我從經驗中感到，在這些問題上，只要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領導人充分說明這種需要，則科學總是能夠提供一些東西。以前人們說，搜捕潛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潛艇窒息於水面之下的方法卻終於發明出來了。這個問題不一定比擊落入侵飛機更為困難。許多以前認為在技術上不可能的東西，在上次大戰中已被採用了。耐心、堅持不懈，尤其是在戰爭情況下的迫切需要，使人們的頭腦更為靈活，而科學也就能適應人們的需要……
以屠殺婦孺、恐嚇手無寸鐵的平民，從而迫使敵國投降這種可惡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才受到人們的接受和鼓勵。這不是哪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一旦發明了某種在地面的裝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彈的飛機，那麼每一個國家都會感到較為安全，也可以使各國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戰爭災難的這種令人寢食不安的恐懼和疑慮——我們不但怕我們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襲擊，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比世界別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損害；我們還怕我們的造船廠和其他設備受到襲擊，因為這將使我們防務的主要力量，我們的艦隊，陷於癱瘓甚至被毀滅。所以，這不但是為了在整個世界上消滅疑慮和戰爭的最壞原因，同時也是為了在英國恢復我們這個島國的舊有的安全感。所以，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應該對這個問題再三加以認真的思索和考慮，並且應該以英國科學所能運用和我國財力所能擔負的一切資源來推進這項工作。
第二天，發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內閣變動，鮑德溫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後不久成為斯溫登勳爵）繼倫敦德里勳爵任空軍大臣。一個月以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煙室時，鮑德溫先生走進來。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對我說：「我向你提出一個建議。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參加新成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防空研究會，我也希望你能參加。」我說，我是批評我們的空軍戰備的人，我還得要保持我的行動自由。他說：「這是不用說的。除了你從委員會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當然有絕對的自由。」
我提出一個條件：林德曼教授必須至少成為技術小組的成員，因為我需要他的幫助。幾天以後，首相來函說：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你見過漢基，我很高興。我認為你的信是表示你願意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我很高興，我相信你在這項極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會有真正的幫助。
當然，你可以像空氣一樣自由（在這種情況下的正確表述），可以隨時對政策、計劃和一切有關空軍的一般性問題提出辯論。
我的邀請，並不是想叫你以後不能暢所欲言，而是對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於是，在此後的四年中，我參加了那些會議，因此對我們這個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較詳細。幾年以來，我經常同林德曼進行密切的討論，使我對這個問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為委員會擬出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所包括的，不屬於官方資料，而是從我和林德曼的交談、研究以及我自己的軍事概念所得出來的想法和知識。這個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於它對一九三五年七月的情況所提出的看法。那時，沒有人想到可以利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機導航。訓練大量的飛行員顯然是有困難的。當時一般人認為，大批的飛機在夜間飛行，必由幾架轟炸機長機率領。在國家生命陷於危險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進步；同時，由於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機指示轟炸目標，在戰術上引起了極其重大的變化。自此以後，我在那份備忘錄上所寫到的東西，已被更好的辦法代替了，但有許多試驗還是在我當權時進行的——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試驗都獲得成功。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以極其謙恭的態度提出這份備忘錄，因為開會在即，倉促寫成，但仍希望它對我們的共同思想能夠有所貢獻。
一般的戰術概念和技術上可行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須讓科學家知道空軍需要什麼樣的設備。飛機的設計必須符合一定的作戰計劃的要求，並能保證這一計劃的實施。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合理的戰爭假說：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結成聯盟，並受到德國的進攻。
當這樣一種戰爭爆發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將是大陸盟國軍隊的動員。這至少需要兩個星期，因為這會因機械化和摩托化部隊的入侵而受到牽制和阻礙。法國和德國的參謀部將集中考慮軍隊的集結和部署問題。在第一次的主要戰鬥中，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有顯著的落後。我們可以希望，德國在兩三年之內還沒有做好準備來發動這種陸、海軍都起重大作用的戰爭，目前德國的海軍還是微不足道的；它還沒有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而且它的重炮似乎還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軍，製造重炮和訓練人員，就得花幾年的時間，而不是幾個月就能做到的。
德國的大部分軍火生產都集中在魯爾，而該地又很容易受到對方的轟炸。它一定認識到：許多從國外輸入的主要軍用物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