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第六章 日益陰暗的景象|一九三四年

春季的警兆——七月三十日德國的血腥清洗——裁軍會議的結束——七月二十五日多爾富斯博士遇害——興登堡之死——八月二日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義大利進退維谷——十月九日亞歷山大國王和巴爾圖在馬賽被刺——十一月賴伐爾出任法國外交部長——十二月義大利與阿比西尼亞在瓦爾—瓦爾地區發生衝突——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的法意協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薩爾的公民投票。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就任總理一事,在羅馬並沒有引起熱烈的反應。納粹主義被視為法西斯理論的一種粗糙的、野蠻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對奧地利和東南歐的野心是眾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預見到義大利與新德國對上述兩個地區的利益將是不可協調的。他沒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證實了。

德國要取得奧地利,這是希特勒蓄謀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奮鬥》的頭一頁就有這樣的一句話:「日耳曼的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日耳曼祖國。」因此,納粹德國政府從一九三三年一月獲得政權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著維也納。那時,希特勒還無力與墨索里尼抗衡,而後者在奧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諱的了。德國作為一個軍事上依然軟弱的國家,甚至連進行滲透和地下活動都必須謹慎從事。儘管如此,在頭幾個月裡,德國就開始對奧地利施加壓力。接連不斷地要求奧地利政府硬把聽命於它的奧地利納粹黨員塞進內閣和政府要職中去。這些奧地利納粹分子是在德國巴伐利亞建立的奧地利兵團裡受訓的。他們無法無天地在鐵路沿線和旅行遊覽中心扔炸彈,加上德國飛機在薩爾茨堡和因斯布魯克上空散發傳單,嚴重擾亂了奧地利共和國的日常生活。奧地利總理多爾富斯既遇到來自國內的社會黨壓力的對抗,又受到來自國外的企圖破壞奧國獨立的德國的陰謀反對。但這還不是奧地利國家的唯一危險。奧地利社會黨人倣傚德國這個鄰國的惡劣榜樣,建立了一支私人的軍隊,藉此推翻投票箱的決定。在一九三三年,所有這些危險都逐漸呈現在多爾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並已得到支持的允諾的,只有法西斯的義大利。一九三三年八月,他在里西奧尼與墨索里尼會晤。他們之間在個人關係上和政治上都達成深切的諒解。多爾富斯相信義大利會保持不干涉態度,因而以為自己已有足夠的力量來收拾他的一個對手——奧地利社會黨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顧問蘇維奇訪問維也納,作為向德國提出警告的姿態。一月二十一日他發表如下的公開聲明:

眾所周知,由於奧地利位於中歐的心臟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遠非它的領土面積的大小和人數的多少所能比擬。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紀以來的傳統及其地理形勢所賦予的使命,那就必須首先得到獨立自主與和平生活的正常條件的保證。這就是義大利在不變的原則基礎上長期以來在對待政治和經濟問題上一貫堅持的立場。

三個星期以後,多爾富斯政府對維也納社會黨組織採取行動。屬於多爾富斯本人的政黨並由費伊少校領導的「保衛祖國協會」,奉命去把奧地利社會黨所控制的勢均力敵的、並且也同樣是不合法的隊伍解除武裝。後者猛烈抵抗,二月十二日在首都進行巷戰。幾小時之內,社會黨的武裝力量被擊潰。

這個事件不僅促使多爾富斯更加靠近義大利,並且使他更堅定地在下一階段同納粹黨的滲透和陰謀活動進行鬥爭。但在另一方面,許多失敗的社會黨人或共產黨人在憤恨中投向納粹陣營。奧地利的情形同德國的一樣,天主教與社會黨之間的紛爭,使納粹黨坐收漁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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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三四年年中,英皇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戰爭風險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勢。他們可以隨時同法國合作,並且可以通過國際聯盟的機構向希特勒運動施加強大的壓力,而且在德國內部,對希特勒運動也還有很大的分歧。這樣做本來是可以無須流血的,但是這個時機正在逐漸消逝。納粹統治下的武裝起來的德國正在日益逼近。說來難於置信,直到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麥克唐納先生在鮑德溫先生的政治權力的支持下,還繼續在做工作要法國裁軍。我不得不援引二月七日我在議會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議:

比如說,假如我們裁減了法國的陸軍,使之降低到與德國同等的水平,替德國爭得平等地位;這種變化必然又會使歐洲引起情緒上的反應。然後,德國又會進一步說:「你們怎麼能夠使一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大國不得擁有與海上最強艦隊相等的海軍力量呢?」要是這樣,事情又將如何呢?你們到時會說:「不,我們不同意。陸軍,那是別國的事。海軍,這個問題影響到英國的利益,我們必須說,『不行』。」但是,如果我們那時候說「不行」,我們又怎能站得住呢?

戰爭的爆發往往是來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每一個人對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都極為焦慮不安,感到毫無把握,就像我們今天的情形一樣。突然間,事情真的發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萬鈞,勢不可擋。讓我提醒下院回想一九一四年所發生的事情。那時德法兩國並不存在什麼爭端。一個七月的下午,德國大使乘車到法國外交部,對法國總理說:「我們被迫發動對俄戰爭,馬上就要宣戰了。法國將採取什麼立場呢?」法國總理回答說,他的內閣決定法蘭西將按照它認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則行事。

德大使問道:「你們和俄國有盟約,是嗎?」「是的。」法國總理答道。就這樣,在幾分鐘之內,由於西方這兩個大國各自投入一方,使本來在東方就已夠嚴重的戰場,一下子擴大了好幾倍。有時甚至聲明中立也無濟於事。就我們現在所知,在上述那次會談中,德國政府已授權它的大使,如果法國政府不對他們的俄國盟國履行義務,如果他們表示不願捲入這一場德國決定要進行的戰爭,那就要求已宣佈中立的法國把圖爾要塞和凡爾登要塞交給德國軍隊接管,作為以後不改變主意的保證。……

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處在適當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許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會遇到一位大使的光臨,並且不能不給以一個答覆,而一旦這個答覆不合其心意,那麼,幾個小時之內,炸彈將在倫敦爆炸,建築物倒塌,炮火和硝煙的瀰漫,將向我們指出我們一向忽視的空防所存在的種種弱點。

我們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易受攻擊。在戰前,我常常聽到對自由黨政府的批評——現在,如果不幸發生了與我們願望相違的災難,那麼,現在的當權者就應該遭到更為嚴厲的批評。

對過去的教訓,毫不記取,也不運用,而所處的形勢又比過去更為危險得多。那時我們有海軍,又不存在空軍的威脅。那時,海軍是英國的「可靠盾牌」——現在我們不能那麼說了。那個該死的、萬惡的發明以及空中戰爭的發展,已使我們的處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已經不是二十年前一向過慣的那個島國了。

於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項明確的決定,不容有所延誤。在陸軍方面,像全歐洲各國那樣,改建民用工廠,以便能夠迅速轉為軍事生產之用;在海軍方面,我們應重新取得設計自由。我們應該廢止倫敦條約,這個條約既妨礙我們建造我們所需要的艦隻,也阻止美國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們又絕無理由反對的一艘巨型戰列艦。由於倫敦條約國之一(日本)已決定恢復建艦的自由,這將對我們進行這件事情有所幫助;第三,在空軍方面,我們應該有一支能夠與法國或德國兩者中較強的空軍相匹敵的空軍。政府在上下兩院中都占壓倒多數,所以他們沒有什麼事情會遭到拒絕。他們只要為了國家的安全,滿懷信心和決心提出他們的建議,全國人民是一定會給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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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在歐洲,出現了各國團結起來對付德國威脅的一線希望。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英、法、意三國政府為維護奧地利獨立提出了聯合宣言。三月十四日我又在議會發言:

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險,就是我們不斷要求法國裁減他們的實力。我們是怎樣去勸他們的呢?我們說:「你們把實力裁減罷。」我們總是給他們這樣的希望:如果他們在裁減實力之後,又遇到什麼災難,那我們就會設法援助他們,雖然我們也是兩手空空,愛莫能助。我不能設想比這更危險的政策了。無論主張孤立或主張聯盟,總有些理由可說。然而,削弱一個將與之訂立同盟的大陸國家,而為了使大陸各國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進大陸糾紛之中,那就沒有什麼理由可說了。這樣一來,什麼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兩面不討好。

羅馬人有一句格言:「握緊你的武器,延長你的疆界。」但我們的格言似乎是:「裁減你的武器,增加你的義務。」還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減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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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義大利在作最後的嘗試來實現前面所說的格言了。

三月十七日,義大利、匈牙利和奧地利三國簽訂了所謂羅馬議定書,規定三國中任何一國如遇外來威脅就進行協商。但希特勒的勢力已日益強大,在五月六日,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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