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一九三一年
鮑德溫先生的登場——勞合‧喬治的下台——保護關稅政策的恢復——英國第一個社會黨人的政府——鮑德溫先生的勝利——我出任財政大臣——戰債與賠款——國內各階層的狀況不斷改善——興登堡當選德國總統——洛迦諾會議——奧斯汀‧張伯倫的功績——和平的鼎盛時期——平靜的歐洲——德國恢復繁榮——一九二九年的大選——我和鮑德溫先生的分歧——印度——經濟風暴——美好的希望破滅了——失業——麥克唐納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開始被趕出政治舞台——英國的金融動亂——一九三一年的大選。
一九二二年間，英國出現了一位新的領袖鮑德溫。他在國際舞台上原是一個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國內事務中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角色。他在戰時曾任財政部財務大臣，而這時則當貿易大臣。從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取代了勞合‧喬治起，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擺脫沉重的工作、滿載著榮譽和公眾的尊敬嚴肅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鄉時為止，他是英國政治上的統治力量。我和這位政治家的關係，是我下面所要講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時很嚴重，但在所有這些年月中，直到後來，在我們個人之間從未發生過不愉快的會見或接觸，我也從來沒有感到在個人之間不能和他真誠交談和彼此了解。
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受到因愛爾蘭法案而引起的來自黨內的壓力，隨著勢在必行的大選的臨近而日益增加。問題產生了：在大選前我們是仍維持聯合政府還是先把它解散。聯合政府內的各政黨和各內閣大臣曾經共事多年，共同擔負許多責任，所以在全國人民之前保持團結似乎更符合公眾的利益和英國政治的風度。為了使遠為強大的保守黨容易接受起見，首相和我曾在這一年初用書面提出辭職，並以私人身份支持保守黨的奧斯汀‧張伯倫組織新政府。保守黨的領袖們把這封信考慮了以後，堅決地答覆說他們不能接受我們這種犧牲，並說我們必須共同進退。這種俠義的精神未能得到黨內其他黨員的支持，這時保守黨覺得自己十分強大，足以獨掌國家權力。
保守黨以壓倒的票數決定和勞合‧喬治破裂而結束了聯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辭職。早上他們這些人還是我們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們就成了我們的政敵，一心一意想把我們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經和我們一起作戰的傑出的保守黨人以及大多數內閣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勳爵，都隨勞合‧喬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黨四個最能幹的人物：阿瑟‧鮑爾福、奧斯汀‧張伯倫、羅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勳爵。在這個緊要關頭，我因患闌尾炎而施行手術，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復知覺時才知道勞合‧喬治政府已經辭職，我不僅失去了我的闌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領及殖民地事務大臣的差使。我自認為，我在擔任該職時，不論在議會和行政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經因嚴重的健康原因離開我們的那位博納‧勞先生，勉強承諾出任首相之職。
他所組成的內閣，可以稱之為「第二屆十一人內閣」。傑出人物鮑德溫先生任財政大臣。首相請國王下令解散議會，而人民也想有所改變。博納‧勞先生有鮑德溫先生在旁協助，再加上比弗布魯克勳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顧問，獲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數，很有希望能執政五年。一九二三年初，博納‧勞先生辭去首相職位而退休，後來病發去世。鮑德溫先生繼任為首相，寇松勳爵只好在新政府裡當外交大臣了。
這樣就開始了從一九二三年起的十四年時期，這也許可以稱為「鮑德溫—麥克唐納的統治時期」。這兩位政治家，最初輪流迭替，到後來在政治上結成兄弟之誼，共同統治著英國。在名義上，他們代表互相反對的兩個政黨，代表兩種不同的理論和互相敵對的利益，但實際上他們氣味相投，見解一致，方法相同，這確實是我國憲法自有首相一職以來任何兩個首相之間從未有過的。奇怪得很，兩個人彼此極為投機。拉姆齊‧麥克唐納抱有古老的托利黨的許多看法，而斯坦利‧鮑德溫除了工業家那種根深蒂固的擁護保護關稅這一點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黨內的許多人來，卻是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的更為真誠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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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德溫先生並沒有因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顯位而目眩心迷。在別人向他道賀時，他說：「請你為我祈禱。」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勞合‧喬治將以保護關稅為號召，聯合許多與戰時內閣同時離職的、持不同政見的保守黨領導人來分裂政府的多數，甚或向黨的領導提出挑戰。於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季，他決定先發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護關稅的問題。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普利茅斯發表演說，其結果只是使新選出的議會還沒有到期就壽終正寢。他極力表白自己並沒有這種圖謀；但若信以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對英國政黨政治的深刻認識了。根據他的建議，議會於十月解散，於是在不到十二個月之後，又舉行第二次大選。
自由黨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集合起來，我也加進去了。我們在選舉中取得了一個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雖然是少數黨，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組閣。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領導的工黨在下院中僅佔五分之二稍多的議席，鑒於阿斯奎斯無意組閣，麥克唐納先生才成為大不列顛的第一任社會黨人的首相，並且靠了歷史較長的兩個政黨的默許和相互爭吵，總算任職一年。英國處在佔少數的工黨的統治之下，極不安定，政治氣氛對自由、保守兩個反對黨極其有利，以致它們挑選了一個時機，在一個主要問題上一舉擊敗了工黨政府。於是又舉行另一次大選——這是不到兩年之內的第三次。選舉結果，保守黨所得席數比各黨加起來還多出二百二十二席。【１】在這次選舉之初，鮑德溫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對選舉的結果並無特殊的貢獻。不過以前他一直是保守黨的領袖，所以當選舉的結果公佈時，他當然又當上了首相。
【１】保守黨四百一十三席，自由黨四十席，工黨一百五十一席。
這時我頗得保守黨的愛戴。在大選後六個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補缺選舉中，證明我確實掌握了保守黨的力量。我雖以一個獨立憲政主義者的身份參加競選，但有許多保守黨人為我效勞，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個委員會辦公室裡，各由一名保守黨議員主持其事，他們這樣做是違抗黨的領袖鮑德溫先生和黨機構的本意的。這也是前所未聞的事情。在總數的兩萬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敗。在大選中，我作為一個「憲政主義者」以一萬票的多數重新當選為埃平選區的代表。那時我是不會用「保守黨」的名義的。在兩次選舉之間，我和鮑德溫先生有過幾次友好的接觸，但我不認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現在當他獲勝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對我會有什麼看法。當他邀請我出任我父親一度擔任過的財政大臣時，不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黨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後，我個人方面沒有受到任何壓力，而只是以我的選民的贊同，重新正式加入離開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黨和卡爾頓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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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財政部遇到的第一個國際性問題，便是我們對美國的債務。在戰爭結束時，歐洲協約國共欠美國約一百億美元，其中英國欠四十億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協約國，主要是俄國，共欠我們七十億美元。一九二○年英國曾提議把戰債一律取消。這樣一來，英國至少在紙面上損失七億五千萬英鎊。由於自那個時候以來，幣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實上的數字可能還要多一倍。但始終沒有找到任何的解決辦法。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在勞合‧喬治執政時期的鮑爾福照會宣佈，美國如不向英國索債，英國也將不向它的債務國索債，不管是盟國或以前的敵國。這是一個有價值的聲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博納‧勞政府派遣了一個由財政大臣鮑德溫率領的英國代表團訪問華盛頓，結果英國同意：不論它從它的債務國收回多少債款，英國應付還對美國的全部戰債，利息由百分之五減至百分之三點五。
這個協定引起了熟悉情況的各界人士的深切關注，尤其是對首相本人。英國在戰爭中，也同這次戰爭一樣，自始至終進行戰鬥，已弄得民窮財盡，而這個協定，又使英國在今後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須支付出三干五百萬鎊。不單在英國，就是許多並無利害關係的美國財政權威，也認為這個協定的根據，無論對債務者和債權者來說都是一種嚴厲的、缺乏先見之明的條件。柯立芝總統說：「他們借了我們的錢，不是嗎？」
這句簡潔的話雖屬真實，但亦未盡然。各國之間的償付，如果採取運交貨物或勞務的方式，尤其是採取互利的交易，那不僅是公道的，而且對雙方都有好處。但是，如果償付的方式只是獨斷地、人為地要把戰時財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項加以兌付，那就勢必擾亂世界經濟的整個進程。這種償付方式，無論是向一個共享勝利但戰創深巨的盟國索取，或者向一個戰敗的敵國索取，同樣都會產生這種情況。鮑德溫—柯立芝債務協定的執行，是其後不久使世界陷於經濟崩潰、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