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血染的思想
先秦百家中，最後成熟的是法家。法家是諸子的另類。
法家另類嗎？另類。儒、墨、道諸家爭鳴，不過唇槍舌劍；他們學說的創立，也至多嘔心瀝血。法家的思想，卻要豁出命來實踐，流出血來祭奠。流血的，犧牲的，不僅有許多有罪或無辜的貴族或平民，也有法家自己的代表人物。其中有兩個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們一個是商鞅，一個是韓非。
商鞅是著名的改革家，也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大約生於公元前三九○年，死於公元前三八八年，與孟子、莊子同時而略長。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本是衛國的「庶孽公子」，也就是國君旁支側出之子孫，甚至是庶子的庶子。當時的制度，國君的孫子都叫公孫。所以商鞅的「氏」（不是姓）也是公孫（本姓則是姬），叫公孫鞅。因為是衛國人，又叫衛鞅。後來因為秦孝公封他於、商之地十五邑，便被稱為商君或商鞅。
作為國君的孫子，商鞅說起來也是貴族。但可惜，第一，他是庶出。第二，當時他自己的國家衛國，已經淪為魏國的附庸。所以，年輕時的商鞅，便只能去做魏國宰相公叔痤（音矬）的家臣。公叔痤對商鞅極為欣賞，認為他「年雖少，有奇才」，臨終前還建議魏國的國君魏惠王「舉國而聽之」，也就是讓商鞅接替自己為相。這位魏惠王，就是前面說過的梁惠王，曾被孟子斥為「率獸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的。他聽了公叔痤的建議，一言不發，其實是並不以為然。公叔痤就說，大王如果不用公孫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別讓他跑了。梁惠王說行。梁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來，把所有的情況都告訴了他。然後說，我這是先公後私，先君後臣，你就趕快跑吧！商鞅卻說，王既然不能聽主公的話而用臣，哪裏又會照著主公的話做，來殺臣？就不跑，梁惠王也不殺他。不但不殺，還對身邊的人說：公叔痤糊塗了，居然要寡人用公孫鞅為相，這不是太搞笑了嗎？
梁惠王不用商鞅，商鞅就跑到了秦國。與秦孝公談了幾次以後，就受到重用。所有的意見和主張，也都得到採納和實現。這就幫了秦國的大忙，也幫了商鞅自己的大忙。商鞅因為秦國而得以施展抱負，秦國因為商鞅而得以迅速崛起。所以後來賈誼寫《過秦論》，講秦王國的興起，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他。至於那位魏惠王，據司馬遷說，事後連腸子都悔青了。
然而秦孝公一死，商鞅就倒了楣。先是有人告他圖謀不軌，接著是全國大搜捕，最後是被處以極刑，而且用刑極慘。甚麼刑？車裂。車裂是甚麼意思？就是「五為分屍」。具體地說，就是用繩子捆住受刑者的頭和四肢，另一頭繫在馬身上。行刑的時候，同時鞭策五匹馬，分裂人犯的身體（有分裂死屍和活人兩種）。這可真是慘絕人寰。
商鞅悲慘，韓非冤枉。他連意見和主張都沒來得及實現，就被害死了。韓非是先秦法家的最後一人，也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所以，講法家，主要是講韓非。韓非大約生於公元前二八○年，卒於公元前二三三年，晚於孔子約二百七十年，晚於墨子約一百八十年，晚於孟子和莊子約八九十年。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出身韓國王族（韓之諸公子也）。因為痛感韓國的衰弱，曾經多次上書韓王，要韓王變法圖強，然而「韓王不能用」。韓非沒有辦法，再加上自己口吃，不善言語，便只好著書立說，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不過，韓非得不到自己國君的欣賞，卻另有國君欣賞他。誰？秦始皇。當然，秦始皇這時還沒當皇帝，不能叫秦始皇，只能叫秦王嬴政。韓非的著作傳到秦國後，嬴政讀了愛不釋手，說是如果能夠認識這個人，和他一起討論問題，就死而無憾了（死不恨矣）。當時秦國已是超級大國，秦王想要的人，哪有得不到的？於是秦國發兵猛攻韓國（因急攻韓）。韓王原本是不用韓非的，一看又要挨打，連忙派韓非出使秦國，嬴政也就如願以償。
如願以償以後，又怎麼樣呢？不怎麼樣。秦王嬴政的態度，竟是「悅之，未信用」。其實，如果僅僅只是「未信用」，倒也罷了。糟糕的是，韓非後來還被殺死，死時可能是四十七歲。我們知道，先秦諸子是比較長壽的。比如孔子七十三歲，荀子大約七十六歲，孟子和莊子大約八十四歲，墨子大約九十三歲，都是壽終正寢。只有商鞅和韓非死於非命，而且正當年富力強（商鞅五十齣頭，韓非不到五十），豈非人生悲劇？
這就讓人惆悵，也令人費解。商鞅是秦國興旺發達的功臣，韓非是嬴政夢寐以求的人才，怎麼說殺就殺了呢？當然，韓非死了以後，嬴政也很後悔。韓非的學說，在秦國也得到了應用。但人死不能復生。用其計而殺其人，自毀人才，也沒這個道理。於是我們就想知道，商鞅和韓非之死，究竟是怎麼回事？
先說表面原因或者直接原因。
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得罪了人。得罪了誰？太子。原來，商鞅在秦國執法時，懲罰了太子的師傅。其中一位叫公子虔的，還被割了鼻子。師傅，是高官；公子，是貴族。這樣一個人被割了鼻子，沒臉見人，八年杜門不出，這口氣怎麼嚥得下，這個仇又怎麼能不報？所以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馬上就一狀告到惠王那裏，說是商鞅想謀反，謂之「欲反」。甚麼叫「欲反」？說白了就是莫須有，誣告。過去的太子，現在的秦王，對商鞅也是恨之入骨，當然一告就准。抓住以後，往死裏整，商鞅可上哪兒說理去，又有誰會聽他申辯？也就只好去做冤死之鬼。
韓非被害的直接原因，則是因為遭人嫉妒。嬴政對韓非，不是仰慕之極嗎？為了見到韓非，不是還不惜發動戰爭嗎？這就讓某些人感到不安。嬴政得到韓非以後，不是只「悅之」而「未信用」嗎？他對韓非的態度，不是還很猶豫嗎？這就讓他們感到有空子可鑽。於是這些人就去對嬴政說：韓非可是韓國的公子。他能向著咱們，不向著韓國嗎？大王既然不打算用他，就得把他送回去。送回去，那不是放虎歸山嗎？不如「以過法誅之」。嬴政一想有道理，就找個岔子把韓非下了大獄。韓非想申辯，卻見不著秦王，毒藥反倒被嫉妒他的人送了進來。韓非無奈，只好飲恨服毒自殺。等到嬴政後悔來救，已是無力回天。那麼，陷害韓非的人是誰？有兩個，其中一個叫李斯。李斯是甚麼人？韓非的同學。李斯和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當學生的時候，李斯就覺得自己不如韓非（斯自以為不如非），此刻就更是感到威脅，於是下此毒手。這就是所謂「同學」。諸位注意，同學，有時候也靠不住呢！
如此說來，商鞅和韓非，豈非死於小人之手？
倘若只是這樣一個結論，就用不著在這裡說了。實際上，商鞅和韓非，既是死於敵人和對手，更是死於自己，死於自己的學說和主張。
先說商鞅。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被公子虔誣告後，很清楚自己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只好逃亡。他跑到秦國的邊境，想住店，住不進去。旅店老闆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商鞅規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條、護照、身分證。如果沒有，就不能收留。如果違法收留，那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嫌疑犯，那麼，這犯人將來判甚麼罪、受甚麼罰，旅店老闆也判甚麼罪、受甚麼罰，這就叫「連坐」（請參看王伯祥《史記選》）。旅店老闆並不知道來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甚麼證件，於是便長歎一聲說：唉，真沒想到，法治的弊病竟到了這個分上（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因此很為法家的反對派幸災樂禍，看作以身試法、作法自斃的典型。甚至「作法自斃」這個成語，就從這裡來。
其實這事也得一分為二，話說兩頭。首先，商鞅執法，確實公正嚴明，真正做到了只唯法，不看人。你想，他連太子的罪都敢治，以後誰還看人下菜碟子？當然，商鞅只是「將法太子」，並沒有當真治太子的罪，也治不了。但能治太子的師傅，已不簡單。俗話說，打狗還要看主人。整治太子的師傅，其實就是治太子罪了。這樣一來，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他那裏就不是空話，而是動真格的。這就讓人敬佩，值得肯定。畢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種現代法治觀念。這樣一種東西，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是比較稀缺的，因此應該作為一筆寶貴的遺產予以抽象地繼承。
商鞅治太子罪，也有原因、有道理、是時候。當時他在秦國變法，搞新政，很多人反對。新法實施一年內，秦國人民前往咸陽聲訴新法不好的，數以千計。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太子觸犯了新法（於是太子犯法）。這時如果姑息，新法就會威望盡失，改革也會一敗塗地。在此關鍵時刻，商鞅頂住壓力，堅決維護法律的尊嚴，也應該肯定。
甚至就連商鞅的死，也無妨看作他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貢獻」。儘管這種「貢獻」，是被迫的、不人道的，在表述的時候要打引號，但商鞅畢竟以自己的死證明了一個道理：天無情而法無私。所謂「天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