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終於被曹魏所滅，讓人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遺憾。這不僅因為在諸葛亮的領導下，蜀漢其實是治理得最好的；還因為此時的曹魏，早已不是曹操理想中的國家，諸葛亮的蜀漢反倒在某種意義上執行了曹操的路線。然而，執行了曹操路線的蜀漢，卻被拋棄了曹操路線的曹魏所滅，此天意耶，抑人謀耶？
這無疑是一個大話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得先弄清楚，諸葛亮的蜀漢，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執行了「曹操的路線」。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許多人看來，曹操和諸葛亮，不但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而且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當然不無道理。不要說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有天壤之別，即便他們的「歷史形象」，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這些原本就存在於歷史中的差異，才使他們在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變成了「針尖對麥芒」的「漢賊不兩立」。但是，如果我們徹底拋棄王朝正統的無謂爭端，暫時擱置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僅僅著眼於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那就不難發現他們之間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就是說，他們的建國道路和執政理念，都與袁紹的「儒家士族」路線不同。曹操的做法已不用多講，要說的是劉備和諸葛亮。
前面講過，三國之主均非士族，而劉備的情況又較特殊，即名為宗室，實為寒門。據《三國志．先主傳》，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此為「貴」；但從小「與母販履織蓆為業」，又為「貧」。所以劉備的出身，既非「貧賤」又非「富貴」，也許只能杜撰一個詞——「貧貴」。這樣一種出身，就使他具有了雙重身分，在士族和寒門兩方面都受歡迎。這樣看，劉備確實「得人和」。但劉備的人緣好，我認為更得益於他「販履織蓆」的經歷。這種社會底層的生活，會使他懂得民間疾苦，也使他更能理解人性。這方面，他倒是像曹操。像曹操這樣出身「污濁」和劉備這樣出身「貧寒」的人，骨子裡是不會喜歡那些士族和名士的，尤其不會喜歡他們的虛張聲勢和自命清高。他們更願意和那些寒族、庶民打成一片。事實上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比如關羽、張飛，就都不出身於名門望族。尤其是關羽，對士族、名士、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張飛則相反，見《三國志．張飛傳》）。我甚至認為，曹操那麼欣賞關羽，有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原因，就是關羽比他還蔑視士族。那麼劉備呢？劉備對名士們還是比較客氣的。但從骨子裡講，也未必喜歡。比如蜀中名士張裕，就因為出言不遜被劉備殺掉。據《三國志．周群傳》，劉備當時說，就算是蘭花，如果擋在門口，也得除掉（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口氣，和曹操沒什麼兩樣。
相對而言，諸葛亮對名士比較同情。劉備殺張裕的時候，諸葛亮就曾出面相救，只不過沒能救下來。他接管蜀漢政權以後，對蜀中名士如杜微、譙周也都禮遇有加（所以譙周反蜀漢不反諸葛）。這並不奇怪，因為諸葛亮也是士人，而且和法正、張昭、魯肅他們一樣，也是流亡北士（龐統則是荊州名士）。但諸葛亮並不單單是士人，他還是蜀漢丞相。這個身分和角色當然更重要。因此，當名士們行為或言論危害到蜀漢政權時，諸葛亮也不會客氣。甚至也會像曹操那樣「以言治罪」。比如「楚之良才」廖立，就被廢為庶民，罪名是「誹謗先帝，疵毀眾臣」。「荊楚名族」來敏，也被廢為庶民，罪名是「亂群」。益州名士彭羕則被處死，時年三十七歲。
彭羕之死與孔融、禰衡頗有相似之處。他的罪名，大約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因為他對馬超說了「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也」的話。但彭羕辯解，說他這話是要馬超在外建立武功，自己在內輔佐劉備，共同討伐曹操，並沒有謀反的意思。這事依我看多半是一筆糊塗賬。因為彭羕的為人，是「姿性驕傲，多所輕忽」，一副名士派頭，說話從來就不計後果。比如他在對馬超說那些話之前，就說了劉備「老革荒悖」的話。後來彭羕在獄中上書，又說「主公實未老也」，自己不過酒後失言。可見彭羕平時胡說八道慣了。這回也一樣，不過信口開河。但彭羕雖無謀反之意，卻有謀反之嫌，所以諸葛亮能殺他。《三國志．彭羕傳》說得很清楚，諸葛亮對彭羕表面上客氣，（外持待羕），實際上討厭（內不能善），曾多次私下裡提醒劉備（屢密言先主），說彭羕不可重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這回總算找到機會，鋤掉了這棵擋在門口的「蘭花」。
諸葛亮討厭彭羕，和曹操討厭禰衡、孔融是同樣的原因，這幾個都屬於最讓人討厭的一類名士，即所謂「浮華交會之徒」。此類名士的特點，是名氣大脾氣也大，學問大派頭也大，好發議論，口出狂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據《後漢書．孔融傳》，曹操殺孔融之前，曾寫信給他，說我曹某身為人臣，雖然「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但「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整治那些「浮華交會之徒」，還是綽綽有餘的。諸葛亮的想法，當與此相同。他廢來敏的時候，就有「來敏亂群，過於孔文舉」的話。可見來敏就是蜀國的孔融，彭羕則是蜀國的禰衡。這樣的人，無論在曹魏還是在蜀漢，都不受歡迎。
實際上諸葛亮和曹操一樣，也是非常務實的人。不信你看他的《隆中對》，可有一句空話？沒有。他的其他表章、奏摺、教令，風格也如此。《魏氏春秋》說，諸葛亮在軍中，但凡罰二十軍棍以上的，都要親自主持（皆親攬焉）。這事常常被認為不可信，或者被用來證明諸葛亮不會管理。誠然，身為一國之相，事必躬親到如此程度，當然或者不可信，或者不可取。但我認為，每罰二十軍棍都要親臨現場，大約不可能，經常去看一看，或者不定期地親自主持，則完全可能。因為非如此不足以做出表率，非如此不足以嚴明法紀，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吏員們徇情枉法徇私舞弊。這正是諸葛亮務實精神的體現。這樣務實的人，怎麼會喜歡那些誇誇其談、只會說不會做的「名士」？
不過曹操殺孔融，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倒不完全出於他們的個人好惡，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需要。這種需要，也不單單只是鞏固政權，還與他們的政治路線有關。實際上，自從董卓把天下搞得大亂，幾乎所有的有志之士和有識之士，都在思考秩序的重建問題。前面我們講，董卓是舊秩序破壞者，袁紹是舊秩序的維護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其實諸葛亮也是新秩序的建設者。而且，袁紹和曹操也都認為秩序必須重建，分歧僅僅在於如何重建。這個分歧，按照田餘慶先生《曹袁之爭與世家大族》一文的說法，就是袁紹要讓世家大族牽著，走東漢的老路；曹操卻要有所改革，反過來牽著世家大族走。
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與袁紹相反，與曹操相似，也是不走東漢老路的。所謂「東漢老路」，無非是繼續讓世家大族「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但是我們看諸葛亮的做法，何曾有一點這種意思？他堅持漢初的「察舉制」，就是不讓士族壟斷仕途；他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就是不讓士族控制輿論。至於豪強，諸葛亮的政策是兩個字：抑制。
其實諸葛亮和曹操一樣，既是新秩序的建設者，又是舊制度的改革者。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說，曹操在北方，諸葛亮在蜀國，都「革去了一些東漢的惡政」。田餘慶先生《關於曹操的幾個問題》一文則說，曹操「去浮華、清吏治、抑豪強」，與袁紹形成鮮明的對比，只有諸葛亮「可以同他比擬」。這實在是史家之篤論。
由此可見，諸葛亮執行的，實際上是一條「沒有曹操的曹操路線」，或者「反常曹操的曹操路線」。而且，諸葛亮走得還更遠。曹操這個人，是有理想無藍圖。他只知道不能再走東漢的老路，卻不知道新路該怎麼走。對於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堅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數，常常會犯錯誤或者打退堂鼓。他殺邊讓，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結果把自己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戰袁紹，征烏桓，意志還不如荀彧、郭嘉堅定，堪稱險勝。他那個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舉，也遲至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才提出。這時已是赤壁之戰以後，曹操本人也五十六歲了。可見曹操一直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然後糾錯，然後再錯。他的「法家寒族路線」，其實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
諸葛亮則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藍圖。我們看諸葛亮的治蜀，是那樣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可見心中有數。也就是說，他有著明確的建國方略和執政理念，他其實是要在總結兩漢政治得失的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制度。這個新的制度，從諸葛亮的實踐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字：虛君實相，依法治國。後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諸葛亮就更純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貪腐，諸葛亮那邊就廉潔得多。這其實也是「條件和局勢」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圍，對他們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讓步。實際上正如田餘慶先生《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一文所言，魏蜀兩國有許多事情不可同日而語。曹魏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