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在曹操、劉備、諸葛亮那裡同樣存在。因為魏、蜀、吳三國，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們也無意建立一個士族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建國之路不會平坦，也決定了他們的政權終將滅亡。那麼，他們的道路有什麼相同與不同，魏、蜀、吳三家又為什麼會同歸於晉呢？
上一回我們講了孫權與士族、名士的矛盾衝突。這其實也是曹操、劉備、諸葛亮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曹操殺邊讓、殺孔融、殺崔琰、殺楊修，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廢廖立，都是這一矛盾衝突的表現。那麼，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為什麼都與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衝突呢？
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得先說清楚什麼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個家族，怎麼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為那時做官不容易。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說，在漢代，一個人要想通過正規途徑做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士人；第二，必須通曉經學；第三，必須被舉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這是德的要求。通曉經學也叫明經，這是才的要求。必須是士人，則是身分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級的貴族。到了漢代，則變成了最高一級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種，即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農民務農，工民做工，商民經商，士民讀書。士以讀書為業，其實也就是從事腦力勞動。換句話說，士，就是「腦力勞動者」，即「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所以士農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們甚至無權做官。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當時能夠達到這三個標準的人還真不多。別的不說，光是通曉經學就很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書讀，都讀得起。如果還要求什麼都不做，專門只讀書，那就更難。因此，只有那些有書讀，讀得起，讀得進，讀得好，而且並無其他職業（農工商）的讀書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須讀書，讀書為了做官，讀書與做官就變成了一件事，變成了職業。一個家族，如果以讀書做官為職業，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讀書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讀書為業的，差不多也都世代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見，所謂「士族」，就是由於世代讀書做官，而從平民階級中分化、產生出來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壟斷仕途，控制輿論，變成豪強。士族為什麼能壟斷仕途呢？因為一個人既然是有條件讀書的，又做了官，他們的子孫後代自然也比別人更有條件讀書，更有條件做官。即便讀書人多起來了，祖輩、父輩做過官的人，同別的讀書人競爭，總要容易些。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這樣一來，做官的名額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壟斷，或者壟斷某些官職。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一個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薦權，可以推薦別人做官。推薦什麼人呢？兩種人。一種是自己人，還有一種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讀書人。這些人做官機會較少，一旦被推薦，一般都會感恩報恩，甚至與推薦人在政治上發生從屬關係，情感上發生父子關係，成為他們的「非血緣關係家族成員」。一個人，官越大，推薦權就越大；做官的時間越長，使用推薦權的機會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會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這些「門生故吏」也可以推薦別人做官。但他們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門生故吏」，那麼，他們在行使推薦權的時候，當然要看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貢獻若干名額作為報恩。因此，一個家族的「門生故吏」越多，他們掌握的推薦權也就越多。時間長了，也就壟斷了做官權。
第三，享有推薦權的人還可以互相推薦，也就是我推薦你的人，你推薦我的人。這種「投桃報李」的做法也是官場的「潛規則」，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討價還價便能默契地進行。最後是推薦權和做官權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麼，士族為什麼能夠控制輿論呢？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由於讀書才做官，由於做官才成其為士族的，當然最有學問最有文化。因此，作為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領袖，士族便不難團結一大批文化人，這就是名士和太學生。太學生就是太學（國家幹部學院）裡的生員，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後備幹部」。名士就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社會賢達」。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還兼有其他身分，比如竇武是外戚兼名士，劉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論何種身分，都與士族關係密切，大體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學生則成為他們的擁躉。上一回我們說過，所謂「名士」，就是現代的「意見領袖」或者「公眾人物」。這些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發表意見，褒貶人物，議論時政。這種意見，當時就叫做「清議」。清議的影響力很大，殺傷力也很強。一個人，如果被清議所褒揚，就身價百倍；如果為清議所不齒，就臭不可聞。清議的力量這樣大，發表清議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邊，還有太學生作為呼應，士族當然就控制了輿論。
士族掌握了做官權，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發言權，就控制了輿論。有了這兩個條件，他們就不難成為豪強。成為豪強也並不奇怪，因為東漢原本就是由豪強（主要是南陽豪強）建立的政權。主宰這個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強，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們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強。但是，士人變成士族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他們由偶然做官變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權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們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佔有的政治資源和政治優勢，不斷發展壯大，從中小地主變成大地主，成為雄視天下稱霸一方的豪強。這樣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還叫「名門望族」，也簡稱世族、士族、望族、勢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詩書傳家。詩書傳家，自然有聲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門」。世代做官，自然有權勢，所以叫「勢族」，也叫「世族」。既沒有權勢又沒有聲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門」，也叫「庶族」或「寒族」。
顯然，士族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階層。他們不是貴族（皇親國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屬於平民階級，卻比平民高貴；不能世襲官職，卻能壟斷仕途。就性質而言，他們是「半世襲的準貴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貴族的「高級平民」。他們與名士的關係最為密切，有聯繫也有區別。區別在於：士族是族群，名士是個人；士族必須做官，名士則不一定。但在多數情況下，名士與士族的階級立場、道德觀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當名士的後台老闆，名士則往往充當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麼？當然是建立一個由本階級掌握的政權。至少，也要在這個政權中處於掌控地位。這就難免與曹操、孫權、劉備、諸葛亮發生矛盾衝突。因為三國之主均非士族，也沒打算讓士族成為統治階級。不過，魏、蜀、吳的情況又各不相同，我們只能分開來說，看看士族階級如何同他們進行鬥爭，最後又如何將他們歸於一統。
先說曹魏。
曹魏的建國之路，我稱之為「非和平演變」。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曹魏的天下其實是用武力打下來的，因此不是「和平演變」。但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卻又來自「禪讓」，以及此前漢獻帝的一系列冊封，包括加九錫、封魏公，晉魏王，又有「和平演變」的意味。無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變」，或者「非宮廷政變」。
曹操集團選擇這條道路，事先有沒有策劃？我看沒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來的。他的野心，也是一點一點大起來的。至少，我們可以肯定，關東聯軍成立那會兒，他可沒有什麼建立政權的想法。《三國志．武帝紀》怎麼說？「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這就很清楚，關東聯軍這個「集團公司」裡面，並沒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闆」，不是「股東」，只是「馬仔」，哪能有什麼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約是在什麼時候？我想應該是在官渡之戰以後，赤壁之戰以前。如果把政權這個「上層建築」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權比做「蓋房子」，那麼，這時能夠在中原大地上「蓋新房子」的「開發商」兼「建築師」，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徵得了土地；他戰勝了袁紹，則好比取得了資金。一個原本就有這方面能耐的人，獲得了這樣兩個條件還不想幹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六月，曹操恢復廢除已久的丞相制度，並自任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