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六三年劉禪君臣的不戰而降，是蜀漢史上最後一個不解之謎。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有職無權的光祿大夫譙周。譙周為什麼要極力主張投降曹魏？劉禪又為什麼要聽他的？蜀漢朝野，為什麼只有少數人主張抵抗，多數人並無鬥志？在蜀漢迅速滅亡的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原因呢？
這一回我們講蜀漢之亡。
蜀漢，是三國當中最先滅亡的，這讓許多歷史學家感到困惑。第一，史家一般認為，和曹魏、孫吳相比，蜀漢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麼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險之固」（《三國志．鄧芝傳》載鄧芝語），打不了別人，難道還守不住？第三，從曹魏出兵，到劉禪投降，其間只有兩個月，蜀漢之亡為什麼如此之快？這實在讓人大惑不解。
不過困惑歸困惑，思考歸思考。得出的結論，一般也有四條，即劉禪昏庸、黃皓弄權、陳祗（祗音「支」）亂政、譙周誤國。這也是有根據的。我們知道，魏軍從洛陽出發，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此年上半年為蜀漢景耀六年，下半年為蜀漢炎興元年）的八月；決定伐蜀，則是在五月。據《三國志．姜維傳》，當時姜維已經得到消息，便上表劉禪，提出佈防措施（六年，維表後主），請劉禪速派張翼和廖化分別把守陽安關口和陰平橋頭「以防未然」。誰知這時劉禪只聽黃皓的，而黃皓又只聽巫師的。巫師說敵人不會打過來，黃皓便信以為真，讓劉禪扣下了這份公文（啟後主寢其事），結果滿朝文武都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群臣不知）。這豈不是劉禪昏庸、黃皓弄權？
那麼，黃皓是什麼人？是劉禪寵信的宦臣。眾所周知，東漢滅亡，宦臣干政是原因之一。這條教訓，可謂殷鑑不遠。所以，諸葛亮在世時，就特地安排董和的兒子董允擔任「大內總官」（任以宮省之事）。據《三國志．董允傳》，諸葛亮任命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帥宿衛親兵，而且在《出師表》中特別交待劉禪，要他「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董允也不負厚望，把劉禪和黃皓看得死死的（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結果，董允在任時，劉禪和黃皓都不敢胡作非為。
但是，董允於延熙九年（公元二四六年）去世後，情況就變了。接替董允擔任侍中的陳祗與黃皓「互相表裡」，狼狽為奸。陳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黃皓則由「始預政事」而「操弄威柄」。兩個人都排擠姜維，黃皓還暗中策劃要廢掉姜維，嚇得姜維不敢回成都，躲在沓中（一說在今甘肅省，一說在今青海省）種麥子。一個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豈非亡國之相？所以蜀漢的滅亡，除了劉禪昏庸和黃皓弄權外，還要加上一條：陳祗亂政。
這當然都有道理，但也不完全。第一，據《華陽國志》、《三國志．諸葛亮傳》，以及《亮傳》裴松之註引孫盛《異同雜記》，當時主張召回姜維，奪其兵權的，並非只有黃皓，還有諸葛瞻和董厥。諸葛瞻是諸葛亮的兒子，在這次戰爭中壯烈犧牲；董厥被諸葛亮稱作「良士」，顯然也不是什麼「小人」。但他們都主張撤銷姜維的大將軍職務，也都遷就（將護）黃皓（董厥還隨劉禪投降曹魏）。所以這事不可以道德論，也不能把賬都算在黃皓頭上。第二，黃皓雖然誤了事，卻也沒有干預姜維在前方的軍事行動，仗還是姜維打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就認為姜維對蜀漢之亡有責任。這當然也可以討論，但至少說明問題比較複雜。第三，黃皓只是誤事，並沒有誤國，因為他並沒有主張投降。主張投降的是譙周。所以，許多人認為，蜀漢之亡還有一個原因，即譙周誤國。
那麼，譙周果真誤國嗎？
不妨還是先把當時的情況說一遍。前面說過，魏軍發兵洛陽，是在曹魏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的八月。到十月份，鄧艾軍就從陰平（今甘肅省文縣）出發，經江由（即江油，今四川省平武）、綿竹（今四川省德陽市），一路殺到了雒縣（今四川省廣漢市）。這就到達成都的大門口了。據《三國志．譙周傳》，當時蜀漢君臣被黃皓忽悠，以為魏軍不會馬上就來（敵不便至），根本就沒做任何準備（不作城守調度）。沒想到鄧艾的部隊竟然「長驅而前」，因此立馬慌了手腳，以至於城中居民驚慌失措，紛紛跑進荒郊野外，擋都擋不住（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劉禪召集群臣會議，也是「計無所出」。一派主張「奔吳」，因為東吳是盟友（蜀之與吳，本為和過），或許可以收留自己；一派主張「奔南」，因為「南中七郡，阻險鬥絕，易以自守」，或許可以躲避一時。究竟應該「奔吳」，還是應該「奔南」，朝堂之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這時，譙周說話了。
譙周的意見，是既不同意「奔吳」，也不主張「奔南」。為什麼不能「奔吳」呢？譙周說，自古以來，從來就沒有到了別的國家，到了另一個皇帝那裡，寄人籬下，還可以再當天子的（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所以，我們皇上到了東吳，也只能稱臣（今若入吳，固當臣服）。既然同樣是稱臣，為什麼不挑一個大國，要挑小國的呢？（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說了，政治鬥爭的規律，從來就是大國吞併小國（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可見，魏國能夠吞併吳國，吳國不能吞併魏國，這是沒有疑問的（魏能併吳，吳不能併魏，明矣）。到那時，我們難道再投降一次不成？如果說投降是屈辱，那麼，受兩次屈辱，與只受一次，哪個更羞辱一些（再辱之，何與一辱）？此為不能「奔吳」之理。
至於「奔南」，譙周說，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準備（當早為計，然後可果）。現在，敵軍很快就會兵臨城下（大敵以近），我們也很快就會大禍臨頭（禍敗將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無一可保）。只怕我們一出門，他們就動手了（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哪裡還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對於譙周的這一番理論，劉禪君臣並無一人反對。只有個別人反問說，現在已經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會接受投降，那又怎麼辦（恐不受降，如之何）？譙周說，現在東吳尚未臣服，鄧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後，還不得不給我們禮遇。如果魏國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給陛下，我譙周願意親自前往京師依照古義據理力爭（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結果，蜀漢君臣誰都沒有話說（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劉禪倒是仍很猶豫，他還是想逃到南方去。於是，譙周又上疏劉禪，講了一通南方絕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數民族原本不服（以為愁怨），見我「窮追」，必反無疑。劉禪也就打消了念頭。
既不能「奔吳」，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顯然，劉禪投降與譙周關係很大。甚至可以說，劉禪就是譙周勸降的。比如陳壽就說，劉禪一家平安無事（劉氏無虞），蜀漢百姓免遭戰（一邦蒙賴），都是得益於譙周的謀劃（周之謀也）。
這當然是正面的說法。作為西晉的臣子和譙周的學生，他大約也只能這麼說。但在持不同立場的人看來，這也等於認定譙周是「頭號賣國賊」。因此，痛罵譙周「誤國」，痛罵譙周「無恥」，痛罵譙周是「卑鄙小人」的聲音，在歷史上就不絕於耳。譙周，似乎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其實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當時朝堂之上討論蜀漢政權何去何從，劉禪君臣均無戰意。他們與譙周的不同，只不過他們主張跑，譙周主張降。甚至，他們也不反降，只不過擔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譙周拍著胸脯做出保證，也就都不說話了。由此可見，沒有譙周，他們只怕也會降。第二，譙周的話，雖然是「投降理論」，卻不等於「賣國理論」。就算是「賣國理論」，也不等於「一派胡言」。實際上，譙周的很多話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國之人」，「必復反叛」。這些都是事實。第三，就算譙周「賣國」，也未必是「小人」。因為當時在「三國」之上，還有「天下」。天下終究是要重歸一統的。在天下一統的過程中，投降者又豈在少數？包括被諸葛亮譽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賣國賊」，豈非打擊面太寬？
實際上譙周也不是什麼「小人」。從《三國志．譙周傳》我們得知，他是一個孤兒，跟著母親和兄長生活，長大以後迷戀古籍潛心學問（耽古篤學），終於成為非常博學的人，《三國志．杜瓊傳》稱他為「通儒」。當然，學問好，不等於人品好。學問挺大而人品極差的人，我們見得還少嗎？但譙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沒有什麼「不良記錄」，反倒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比方說，他家裡比較貧窮，卻絲毫不影響他對學術的熱愛，本傳的說法是「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如此安貧樂道，像是小人嗎？又比方說，他這個人，大約是有些其貌不揚又不修邊幅，而且說話直來直去的（體貌素樸，性推誠不飾）。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