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嚴之廢，馬謖之死，魏延之亂，是「諸葛亮時代」的三大疑案。對於這一段歷史，也從來就有不同意見。有人說魏延忠心耿耿，無端被害，蒙冤受屈；也有人說魏延亂臣賊子，死有餘辜，無案可翻；還有人說魏延一案不過「內訌」，無妨各打五十大板。那麼，哪一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呢？
上一回我們講到，由於蜀漢政權內部此起彼伏、時隱時現的權力鬥爭，諸葛亮不得不殫精竭慮，千方百計協調各方，甚至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建興六年（公元二二八年），馬謖被殺；建興九年（公元二三一年），李嚴被廢。這兩計重拳，雖然暫時擺平了荊州、東州、益州三大集團的關係，卻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而且，正是蜀漢政權內部的「窩裡鬥」，導致了所謂「魏延謀反」一案。
說起來魏延「謀反」這件事，不少人是相當的熟悉。因為《三國演義》的這一段寫得有聲有色，從文學的角度看很是精彩，因此深入人心。但如果以為那就是歷史，就不但冤枉了魏延，也冤枉了諸葛亮。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不妨先看史書上怎麼講。
據《三國志．魏延傳》，事情是這樣的：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八月，諸葛亮病逝於北伐軍中。病重時，他召來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人，交代自己死後的撤軍部署，命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如果魏延不服從命令，就不管他，部隊自行出發（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諸葛亮去世後，楊儀等人秘不發喪，派費禕去打探魏延的想法。魏延果然不聽指揮，勃然大怒說，丞相雖然去世了，我魏延卻還活著（丞相雖亡，吾自見在），還可以繼續和魏軍作戰嘛（吾自當率諸軍擊賊），為什麼要因為一個人的去世而耽誤天下的大事呢（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再說了，我魏延是什麼人，要聽他楊儀的指揮，為他斷後（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
於是魏延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說自話進行部署，還要費禕聯名發佈命令。費禕當然不會簽字，就哄騙魏延說，我還是回去做工作吧！楊儀是個書生（長史文吏），沒打過什麼仗（稀更軍事），肯定不會違抗將軍的命令（必不違命也）。魏延一想也是，就讓費禕回大本營。費禕一出門，拔腿就跑，馳馬絕塵而去。魏延隨即後悔，追趕費禕，沒有追上（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再派人去打聽，楊儀等人已經準備按照諸葛亮的部署，撇下魏延自己撤退（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怒不可遏的魏延便搶在楊儀之前率領部隊先行回國（攙儀未發，率所領逕先南歸），而且過河拆橋，一路上把所有的棧道都燒個一乾二淨（所過燒絕閣道）。這就不但是和楊儀他們公開翻臉，而且是不給對方退路了。與此同時，魏延還上表朝廷，宣稱楊儀謀反。楊儀被魏延搶了先，又被斷了後，走投無路，逼到牆角，便也狀告魏延謀反。結果「一日之中，羽檄交至」，雙方狀告的信函同時不斷地送達御前，都說對方「叛逆」。劉禪當然真假難辨，就去詢問董允、蔣琬等人。這一問不要緊，幾乎所有的人都說楊儀不會謀反，竟沒有一個人同情魏延（咸保儀疑延）。
這下子魏延在劫難逃了。一方面，朝廷令蔣琬率宿衛營「赴難北行」，迎戰於前；另一方面，楊儀令工兵伐木修路「晝夜兼行」，追尾於後。魏延先到，駐軍南谷口（即褒斜穀道南口，在今陝西省漢中市西北），阻擊楊儀，楊儀則令何平居前抵抗。何平就是王平，因為母親姓何，自己又曾經寄養在外婆家，所以也姓何。何平一見魏延，就衝上前去大聲說，丞相屍骨未寒，你們就敢這樣（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的部下聽了，知道無理的一方在魏延，就不肯替他賣命，一鬨而散。魏延沒有辦法，只好帶著兒子和少數親信逃往漢中，最後被馬岱所殺。馬岱按照楊儀的命令，將魏延的首級帶了回來。楊儀得此頭顱，竟然忽地一下站起來，一腳踏了上去，一邊狠狠地踩，一邊狠狠地罵：狗奴才，看你還能不能幹壞事（庸奴，復能作惡不）！於是誅滅魏延三族。
以上就是《三國志．魏延傳》對本案的記載。從這個記載不難看出，所謂「魏延謀反」，可以說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為什麼說「事出有因」呢？第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戰爭年代，不服從統帥命令，自作主張，就難免謀反嫌疑。第二，掉轉槍頭，揮師南下，還是擅自行動，誰知道你要幹什麼？第三，北伐大軍，本為一體，單獨行動也就罷了，為什麼還要斷絕別人的退路？這不能不讓人猜測，魏延是要殺回成都顛覆蜀漢，還不讓楊儀他們趕回來救駕。所以董允、蔣琬等人懷疑魏延，是有道理的。畢竟，在魏延和楊儀都狀告對方「叛逆」的時候，楊儀並無反跡（其實也無可能），魏延卻說不清楚。在不明真相而且難明真相的情況下，為了國家安全，只能先假定魏延謀反。
但是，要說魏延當真謀反，卻證據不足，而且不合邏輯。道理很簡單，以魏延當時的能耐和實力，自立山頭當皇帝，怕是不可能的。魏延自己，也不會有此非分之想。他要謀反，只可能是叛漢降魏。苟如此，則他最便當的辦法，就是利用「斷後」之便，就近降了曹魏，然後充當司馬懿的馬前卒，掉過頭來打楊儀。這可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們知道，正如劉備一生只怕曹操一個人，司馬懿也只怕諸葛亮。所以，一聽說諸葛亮去世了，司馬懿就蠢蠢欲動。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漢晉春秋》，楊儀從戰場撤退時，司馬懿是追了的，但被姜維的「反旗鳴鼓」嚇退，民諺謂之「死諸葛亮走生仲達」。這個時候，魏延如果叛變投敵反戈一擊，情況可想而知。至少，踩在腳下的頭顱，就多半是楊儀的，不會是魏延的。但魏延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搶先南行。而且，他被王平打敗以後，也沒有北上，而是朝更南邊的漢中跑。這說明魏延並不想降魏。不想降魏，又怎麼會謀反？
所以，對於魏延的「謀反」，董允、蔣琬等人也只是懷疑（疑延），並不肯定。懷疑的原因，是魏延不聽指揮擅自行動；而魏延這樣做，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又有兩個原因，一是堅持北伐（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二是不服楊儀（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第一個原因當然能夠證明魏延並不想謀反，但細想起來也不是沒有問題。因為如果當真是要堅持北伐，那麼，你自己留下來繼續戰鬥就是，為什麼要搶先南下呢？同樣，第二個原因也有問題。因為如果僅僅只是不服楊儀，那麼，你走你的陽關道，他過他的獨木橋，你自己搶先南下就是，為什麼還要「所過燒絕閣道」呢？明擺著是要置楊儀於死地嘛！當然，這和魏延自己的說法也不矛盾。殺了楊儀，就可以奪楊儀之兵，也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繼續北伐滅魏了。因此，魏延說的兩個原因也都講得通的。但在當時，卻是第二個原因佔了上風，而且在行動之時還起了殺心。
這當然也是應該譴責的。但誣為謀反，實屬冤案；夷滅三族，更是量刑不當。這一點，後來蜀漢政權可能也意識到了。證據有兩個。一個是陳壽為魏延作傳時所下的結論。陳壽認為，魏延之所以不北上而南下，其當時的真實想法，只不過是要殺了楊儀等人而已（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殺了楊儀，就可能接替諸葛亮的職務（冀時論必當以代亮）。他的想法就是這樣，並沒有謀反的意思（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我們知道，作為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陳壽是不會輕易做出判斷的。他的這個說法，很可能代表了當時的共識，甚至是因為蜀漢朝廷在查明真相後，已經有了這個結論。
證據之二，是漢中城北門外的石馬波址。清代乾隆朝修編的《南鄭縣誌》認為，該遺址很可能是蜀漢朝廷「以禮收葬」魏延之墓。為什麼要「以禮收葬」呢？因為蔣琬等人也發現「魏延謀反」是冤案（蔣琬原其本意，但欲誅殺楊儀，不便背叛）。再加上魏延既是宿將，又有戰功，當然應該「追述前勞」，以禮厚葬。這也就等於是為魏延平反昭雪了。
當然，這兩個證據都不怎麼過硬。過硬的證據是蜀漢朝廷的正式文件。但這恐怕永遠也找不到。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再提供一個旁證，那就是楊儀之死。按照常理，魏延如果當真是謀反，或者蜀漢政權確實認為他謀反，那麼，楊儀這個「平叛有功」的大英雄，在回朝之後是應該得到重賞的。楊儀自己，似乎也這麼想。《三國志．楊儀傳》說，楊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然而怎麼樣呢？只封了個有職無權的中軍師，手下一個兵都沒有（無所統領），實際上處於閒置狀態（從容而已）。接替諸葛亮的，是資歷、才能和貢獻都不如楊儀的蔣琬。
這下子楊儀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牢騷滿腹，怨氣沖天。《三國志．楊儀傳》的說法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吒之音發於五內」，也就是怨恨悲憤都寫在臉上，不滿之辭都發自肺腑。結果是所有的人都怕他說話出格，沒有節制，犯了忌諱，不敢去看他（時人畏其言語不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