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病逝於永安後，繼位的劉禪只當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把所有的軍政要務都交給了諸葛亮，蜀漢政權從此進入「諸葛亮時代」。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劉禪和諸葛亮也是一對非常君臣。那麼，他們的關係究竟如何？在這種特殊的關係背後，又有什麼歷史的隱秘呢？
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西元二二三年六月十日），劉備駕崩於永安宮，臨終前「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蜀漢政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可以稱之為「諸葛亮時代」的。因為劉備的託孤，託出去的不僅是他的兒子，也是整個蜀漢政權。這對於諸葛亮來說，可謂機遇和挑戰並存。一方面，他可以開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面對諸多難題。我們知道，諸葛亮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關係。或者說，就是處理好各種關係。諸葛亮要處理的關係至少有四種，即君臣關係、同僚關係、盟友關係和敵對關係。這些關係都很重要，但按照帝國制度，首當其衝的還是他和劉禪的君臣關係。
這裡面顯然有諸多問題。因為劉備的託孤太特別，既有「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的交代，又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安排，確實非同一般。因此我們就有了第一個問題：劉禪執行了劉備的遺囑嗎？
答案是肯定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說：「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顯然，劉禪不但執行了劉備的遺囑，還有加碼。我們不妨一項一項來做個解釋。
一，封武鄉侯。武鄉，前人解釋為南鄭的武鄉谷，繆鉞先生說是錯的，應該是琅琊郡的武鄉縣。因為諸葛亮是琅琊郡人，所以把琅琊郡的武鄉縣封給他；正如張飛是涿郡人，就封張飛為西鄉侯。西鄉和武鄉都是縣。西鄉縣在今北京市房山西南，武鄉縣西漢時蜀琅琊郡，後來撤銷，所以張飛和諸葛亮都是縣侯，不是鄉侯。有人說，琅琊郡武鄉縣並非蜀土，怎麼能封？這其實也是當時的一種制度，叫做「遙領」。比如劉備的兒子劉永封魯王，劉理封梁王，都是。後來孫權也用這樣的方式封建諸王。這樣封，有兩個意義。一是抬高受封者的地位，二是表明自己是天下之主。對於蜀漢政權，則還有一個意義，即表明自己是正統。
二，開府治事。開府，就是建立府署，自闢僚屬，也就是建立屬於官員自己的、相對獨立的辦事機構和官僚體系。西漢初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這「三公」都是開府的。後來的大將軍，也開府。曹操恢復丞相制度並且自任丞相，是開府的；劉備任命諸葛亮為丞相，卻不開府。這裡面差別很大。開府，就有相對獨立於皇權的相權，不開府就沒有。所以這件事情的意義最為重大，後面還要再說。
三，領益州牧。我們知道，所謂「蜀漢」，其實就是益州。蜀漢丞相管的地方，和益州牧管的地方，沒有什麼區別。那麼，丞相而兼益州牧，豈非多此一舉？當然不是。儘管從地理範圍看，蜀漢就是益州；但從國家體制看，蜀漢是蜀漢，益州是益州，區別在哪裡呢？蜀漢是王朝，益州是郡縣；丞相是中樞政要，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員。前者擁有的是中央行政權，後者擁有的是地方行政權。這兩個職務的權限是不一樣的，任務也是不一樣的。州牧是「牧民」的官，丞相是「牧官」的官。當然，州牧也「牧官」（管理太守、縣令），但丞相卻不「牧民」。因此從制度上講，是兩個不同的職務。
但是劉禪卻把這兩個職務都給了諸葛亮。這就很有意思。我們不妨來總結一下：封武鄉侯，是賦予諸葛亮尊貴地位；開府治事，是授予諸葛亮獨立相權；領益州牧，則是授予諸葛亮牧民之權。這就等於是把整個蜀國從上到下都交給諸葛亮了。
事實上諸葛亮不但位極人臣，而且大權獨攬。據《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劉禪繼位後曾明確表示：「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這話什麼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軍政要務都由諸葛亮處理，自己只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如果這話不見於正史，不一定靠得住，那麼，《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總是事實。
這就幾乎和曹操一模一樣。曹操的頭銜和職務是什麼？武平侯（縣侯）、丞相（開府）、領冀州牧。諸葛亮呢？武鄉侯（縣侯）、丞相（開府）、領益州牧。這真是何其相似乃爾！不同的是，曹操的頭銜和職務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來的，只有武平侯是漢獻帝自願封的，諸葛亮的頭銜和職務卻都是出自先帝和後主的本意。
但是自願也好，被迫也好，劉禪和劉協這兩個皇帝，在本質上沒什麼兩樣，都是「橡皮圖章」。於是我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劉禪的感覺如何？
我的看法是不爽。有證據嗎？有。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註引《襄陽記》，諸葛亮去世後，各地人民紛紛要求為故丞相立廟，不被批准。人民群眾只好在大街小巷「因時節私祭」。於是有人提出，處處立廟固然不必，立於成都則未嘗不可，然而「後主不從」。這事鬧得很僵，實際上已造成朝野對立，幸虧後來有人出來打了圓場。他們上表劉禪說，崇拜聖賢追思功臣，是古往今來的美德。何況諸葛亮功勳蓋世，王室倖存實在靠了他老人家。再說讓人民群眾在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巷祭」、「野祀」，也不像話。當然了，丞相的廟建在成都也確實不太合適，因為昭烈皇帝的廟在這裡。怎麼辦呢？辦法是就近（因近其墓），在定軍山諸葛丞相的墓前立廟（立之於沔陽）。同時規定，所有的人要祭奠諸葛亮，都只能到這座廟裡面去（限至廟），不能再隨隨便便「私祭」。也就是說，廟，還是要立的，但不能立在成都，更不能全國各地都是，只能建於丞相墓前。祭祀，也是能搞的，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也不能隨便在什麼地方，只能到漢中的丞相廟裡去。劉禪這才同意（於是始從之）。
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不是什麼頭面人物。而且，細讀這封表章，也不難看出他們是何等苦口婆心、討價還價、委曲求全。先是以古人為例（周人懷召伯之德，甘裳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後是為劉禪開脫（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最後提出一個後主可以接受的方案：規定只能在諸葛亮的墓前立廟和祭祀。你想，諸葛亮的墓遠在漢中的定軍山，又有幾個人能去？當然比屢禁不止的「全民私祭」更能讓劉禪接受。由此不難看出，劉禪對這事是多麼的不痛快。
有人說，劉禪不批准為諸葛亮立廟，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禮法。《襄陽記》說得很清楚，「朝議以禮秩不聽」嘛！這話不通！習隆他們的表文怎麼說？大漢王朝四百年，因為一點點小德行小功勞，就樹碑立廟的多得很（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難道皇皇大漢從來就是不講禮儀規範的？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廟，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為他立廟怎麼就犯規了？再說了，劉禪也未必是什麼守規矩的人。孔明去世後，丞相制度就被他廢除，北伐中原也被他停止，怎麼就不能為諸葛亮破一個例？說穿了，就是他心裡不願意，小心眼而已。
因此我們要問第三個問題：劉禪為什麼不爽？
也有三個原因。第一，形同軟禁。劉禪這孩子繼位以後，估計就再沒出過宮。直到諸葛亮去世後一年多，也就是建興十四年（西元二三六年）的四月，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被陳壽鄭重其事地記錄在案（見《三國志．後主傳》）。眾所周知，都江堰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作為蜀漢王朝的一國之君，去視察一下是完全應該的，卻也遭到批評。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的時候就說，諸葛亮不在了（諸葛亮既歿），劉禪就跑出去遊山玩水（漢主遊觀），居然沒有人能阻止他（莫之敢止）。可見諸葛亮在世時，他是不敢去的。或者說，如果他想去，諸葛亮是要阻止的。劉禪當皇帝的時候十七歲，到諸葛亮去世的時候，也才二十九歲。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年齡？這樣的年齡，成天關在宮裡，能不鬱悶嗎？再說了，一個將來要親政的人，難道就不該出去瞭解一下國情嗎？所以陳邇冬先生說「很為劉禪叫屈」。
第二，不免捱訓。建興五年（西元二二七年），諸葛亮準備北伐，臨行前上表劉禪，這就是有名的《出師表》。《出師表》當然是千古高風的華章，我們每個人讀了都要深受感動佩服不已的。但有一個人可能例外，那就是劉禪。因為諸葛亮這篇表文的口氣，完全是訓小孩子。什麼「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什麼「不宜偏私」、「不宜異同」，都不怎麼好聽。或許有人會說，不好聽又怎麼著？忠言逆耳麼！對不起，你搞錯題目了。我這裡不是要討論諸葛亮說得對不對，而是要討論劉禪聽了爽不爽。諸葛亮的話當然是對的，但劉禪聽了不爽，怕也是可能的。何況諸葛亮在說這些話時，還動不動就抬出「先帝」來。你看短短一篇《出師表》，提及「先帝」就達十處之多，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