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會用人，這在歷史上幾乎是公認的。他可以說是深知「用人之機」。但問題並不在於他做了什麼，而是怎樣做，以及為什麼這樣做。也就是說，重要的不是「術」，而是「道」。那麼，曹操用人之道的「道」是什麼，他又為什麼能夠掌握「道」呢？
上文提過，曹操發展初期最重要的幾位謀士荀彧、荀攸、賈詡、郭嘉和程昱，幾乎都是主動投奔曹操的，最先是荀彧從袁紹那裡跑了過去，時間是在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一九一年），當時荀彧只有二十九歲。《三國志．荀彧傳》說，荀彧出走的原因，是他發現袁紹成不了大業（度紹終不能成大事），就投奔了當時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曹操。曹操得到了荀彧，喜出望外，說這就是我的張良啊（吾之子房也）！到了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接受毛玠和荀彧的建議，迎奉天子，遷都許縣，荀彧就成了曹操的「總參謀長」（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在曹操外出時總理軍國事務（太祖雖爭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曹操要荀彧再推薦一些人才，問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荀彧便推薦了荀攸、鍾繇和郭嘉。《三國志．荀攸傳》說，當時荀攸因刺殺董卓未遂，避難在荊州。曹操就給荀攸寫信，說現在天下大亂，正是有勞智慧之士費心的時候。先生袖手旁觀，不覺得太久了一點嗎？荀攸便立即來到曹操身邊。曹操大喜，說我有公達先生幫忙，還有什麼值得憂慮的事嗎？
程昱的到來也很有興趣。《三國志．程昱傳》說，當時，兗州刺史劉岱請他當騎都尉，程昱說自己有病。等到曹操來到兗州，請他出山時，他一叫就到。他的同鄉看不懂，說你怎麼前後判若兩人？程昱只是笑，不回答。郭嘉卻實話實說。據《三國志．郭嘉傳》，郭嘉曾對袁紹的謀士辛評和郭圖說：「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離開袁紹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談了一次話，內容是「論天下事」，結果雙方都喜出望外。曹操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郭嘉從曹操那裡出來，也大喜過望地說：「真吾主也。」這一年，郭嘉二十七歲。
郭嘉的話包括了三層意思。第一，一個聰明人，尤其是一個準備做謀士的人，一定要為自己選一個好老闆（智者審於量主）。第二，袁紹不是一個好老闆，因為他不會用人。袁紹並非不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也曾經學著周公那樣，「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但他只學到了皮毛（徒效周公之下士），沒有學到精髓（未知用人之機）。他自己也缺乏統帥之才，思緒紛繁又不得要領（多端寡要），喜歡謀劃又沒有決斷（好謀無決），跟著他是沒有前途的（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事實證明郭嘉的判斷並不錯。袁紹雖然聚集了不少人才，但結果是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叛的叛。剩下的幾個則搞分裂，一派擁護袁譚，一派擁護袁尚，蕭牆禍起，自相殘殺，最後同歸於盡。至於郭嘉的第三層意思，不說大家也明白：曹操是好老闆（真吾主也），因此必須去袁歸曹。
那麼，曹操又怎麼是個好老闆呢？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三國志》在評價曹操的用人之道時，說了十六個字：「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就是上一回講到的「招降納叛，盡釋前嫌」；而所謂「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則可謂「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對曹操用人之道的評價。荀彧的說法是「明達不拘，唯才所宜」；郭嘉的說法是「唯才所宜，不問遠近」，和陳壽的說法意思一樣。「唯才所宜」是很重要的。因為所謂「知人善任」，其實包括三個內容：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知道他們是哪個方面或哪種類型的人才，知道把他們放在哪個位置上最合適。也就是說，知人善任，一要能知，二要善任。曹操就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崔琰、毛玠清廉正派，曹操就讓他們選拔官吏；棗祗、任峻任勞任怨，曹操就讓負責屯田。這一點，就連對曹操極為不屑的洪邁，也給予很高評價，說是「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容齋隨筆》），而且由此得出結論：曹操的成功，絕非僥倖（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第二是「推誠取信，用人不疑」。這一條，原本就是用人的原則，歷史上會用人的人幾乎都是這樣做的。但是對於曹操，卻尤為重要。首先，曹操所處的是一個亂世。亂世的特點，就是人心浮動，道德淪喪，人與人之間缺乏誠意和信任。用曹操的話說，就是「上下相疑之秋也」。其次，曹操地位特殊。他扮演的角色，用周瑜的話說，就是「名為漢相，實為漢賊」。不管曹操自己怎麼想，當時許多人是這樣認為的。事實上曹操的「聚人」，恐怕更多地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這個「雙重角色」帶來的好處，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義和官職廣納人才；帶來的壞處，則是恐怕連他自己也不一定分得清，這些人才究竟是誰的。這就難免會有猜疑。再次，曹操陣營龐雜。有原來就在中央政府任職的，有後來被曹操選拔招攬的，還有朝廷官員推薦任命的，更有從敵營中招降納叛的，並非清一色都是自己的隊伍。這些人之間，也難免會有猜疑。總之，曹操那邊，是疑雲重重。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誠意和信任就格外重要。作為領導人，曹操不管是出於真心還是做秀，都必須表現出誠意和信任。我們看他對張繡、對魏種、對畢諶，對這些背叛過他的人那麼寬容，就是為了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是誠心誠意的，是充滿信任的，即便被人騙了，也無怨無悔，你們儘管放心投奔我吧！
誠意和信任換來的是感激和忠誠。就說于禁。據《三國志．于禁傳》，張繡第一次投降又反叛時，曹操猝不及防，被打得落花流水，全軍大亂。只有于禁「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最後「徐整行隊，鳴鼓而還」，還順便整治了作亂的青州兵。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黃巾軍，軍紀本來就差，曹操對他們又很寬容（太祖寬之），所以趁火打劫（故敢因緣為略）。于禁卻不客氣，「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便跑到曹操那裡惡人先告狀。然而于禁回到大本營，卻「先立營壘」，並不馬上去見曹操（不時謁太祖）。當時有人就說，青州兵都把你告了，還不趕快去說清楚！于禁說，追兵在後，說來就來，不早做準備，怎麼對付敵人？再說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們告刁狀又有什麼用！於是不慌不忙安營紮寨，一切就緒以後才去見曹操。曹操大為讚賞，說你于禁真是有古之名將風度呀！便封他為益壽亭侯。
第三是「令行禁止，賞罰分明」。這一條也是用人之道的基本原則，但曹操卻有特別之處。一是以身作則，二是實實在在。我們知道，曹操治軍是很嚴的，他在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五月曾頒布命令：「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伐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其實不但敗軍失利要受處分，違反軍紀也要嚴懲，就連曹操本人也不例外。曹操曾經下令，行軍時不能踐踏麥田，違令者死。於是騎兵都下馬步行，用武器扶著麥子走。然而曹操的馬卻跳了進去，結果是曹操用劍割下自己的頭髮，表示受罰。這就是有名的「以髮代首」的故事。這個故事記錄在對曹操並不友好的《曹瞞傳》中，歷來被用來說明曹操的奸詐和虛偽。其實割髮在古代也是一種肉刑，叫「髡」。後來曹操整崔琰，判的就是髡刑，可見也不完全是輕描淡寫，裝模作樣。
曹操罰起來很重，賞起來也不含糊。曹操有一個原則，就是從不只憑一時興致胡亂賞人。如果他要獎賞誰，那麼，首先，這個人一定建立了奇功；其次，曹操的獎勵一定十分到位。用郭嘉的話說，就是「恩之所加，皆過其望」；「慮之所周，無不及也」。據《三國志．徐晃傳》，在一次和劉備的戰爭中，徐晃深入敵軍，擊敗關羽，保全襄樊，曹操便出營七里相迎，擺下慶功盛宴，親自舉酒勞軍。曹操說，我帶兵三十多年，也讀過許多古書，還沒見過像徐將軍這樣長驅直入衝進敵圍的，恐怕就連孫武子也要甘拜下風。當時諸軍雲集，曹操巡視的時候各軍將士紛紛出營圍觀，只有徐晃的部隊「軍營整齊，將士駐陳不動」。曹操便又感慨說，徐將軍真是周亞夫的風範啊！
徐晃原本是楊奉的人，歸順曹操後一直忠心耿耿。他出生入死，建功立業，上陣前甚至祭拜了祖墳，以示必死的決心。徐晃的這份忠誠，也包括其他人的忠誠，無疑因為曹操的高度信任和賞罰分明。曹操作為統帥，從不和部下爭面子、搶風頭，總是把功勞歸於部下。更重要的是，他的推功並不盲目，誰有什麼功勞他清清楚楚；他的獎勵也不走過場，該得什麼獎賞都實實在在；他還不搞平衡，保證每個得到將領的人都名至實歸。用荀彧的話說，就是「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有功者無所吝惜」。難怪周澤雄先生說曹操在這方面簡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