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很早就意識到，「奉天子以令不臣」，是為了高舉正義的旗幟；頒布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三國志．武帝紀》的最好一段話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這段話，是陳壽對曹操的總體評價。從這個評語不難看出，戰勝袁紹，是曹操一生中最大成功；而曹操能夠成功，又因為他精於謀略和善於用人。可見，用人之道，是曹操成功之道的核心內容。
所謂「用人之道」，其實也就是兩個問題，一是用什麼人，二是怎麼用。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曹操和袁紹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
先說用什麼人。
必須肯定，袁紹這個人，是有個人魅力的，也懂得人才和人緣的重要。《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英雄記》說，袁紹年輕的時候就在京城廣交豪俠，經常在他那個豪門大院裡開派對，辦沙龍，迎來送往，呼朋引類，門庭若市，也結交了一大批社會賢達和社會名流。這事一度引起當局不滿，說袁紹這小子「不應呼召而養死士」，想幹什麼！他叔叔袁隗也罵他，說你想讓袁家滅門呀！袁紹才稍有收斂，投到大將軍何進麾下效力。
可見，當時朝中就已經有人發現，袁紹在模仿先秦時代貴介公子的做派，交豪俠，養門客，搞小集團。袁紹自己，恐怕暗暗以戰國「四大公子」自許。賈誼《過秦論》說，那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於是名揚天下，一呼百應。這份風光，是很讓人神往的。袁紹出身高貴，一表人才，是個翩翩美少年，便覺得很有資格也很應該成為這樣的公子哥兒。
可惜袁紹只學了點皮毛，沒有學到精髓。不怕花錢（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大概是學會了的，「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就談不上。他交人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這是一種偏見，也是一種做秀和擺譜。袁紹這麼做，是要告訴大家，袁大公子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好見的（不妄通賓客）。這不是擺譜是什麼？更重要的是，袁紹結交名人，是為了抬高自己，並非真心要使用他們的聰明才智。袁紹從來就是自命不凡的，他不認為有誰比自己更聰明，因此也用不著當真籠絡人才，只要能裝點門面就行。這就是做秀了。為此，他可以做「折節下士」狀，骨子裡卻是剛愎自用。這是他「能聚人而不能用」的根本原因。荀彧的判斷是正確的：「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翻譯過來就是：袁紹憑著家族積累的人緣，裝模作樣做出禮賢下士的樣子，以博取虛名，因此那些徒有虛名的傢伙便都歸附他。
這就是袁紹了：做秀演戲，沽名釣譽，裝點門面，自鳴得意。
曹操正好相反。他的方針是：實事求是，唯才是舉，不拘一格，來者不拒。在這個前提下，曹操妥善地處理了五種關係。
第一是名與實。曹操的政策是：名至實歸，更重實際。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有人幫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資歷、地位、實力都不如別人。他不是袁紹，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他不是孫權，有一份現成的基業。他甚至不如劉備，有一張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資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的人才來幫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爭取高門世族來合作，以資號召。能幫忙最好，幫兇、幫腔，哪怕幫閒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虛名的也要，總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們真有作用，能裝點門面也行。也不要求他們真心實意支持自己，只要不公開作對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遷都許縣以後，就網羅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這些人，當然不是來幫助曹操的。他們的說法，是來為國家和皇帝效勞。但在曹操大權獨攬的情況下，為皇帝效勞和為曹操效勞又有多少區別？至少，曹操這邊也顯得人才濟濟。
不過曹操更欣賞的，還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曹操這個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務虛名而處實禍」。他並不看重虛名。他把大將軍的職位讓給袁紹，就是不務虛名的表現。他並不崇拜名人。早在關東聯軍的時候，他就已經領教了什麼叫「徒有虛名」。的確，不要迷信名人，名人和能人是兩個概念。名人並不一定就有真本事，他們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尤其是東漢末年那個世風日下的時代，誇誇其談表裡不一的人難道還少嗎？曹操可不上他們的當！
曹操甚至在婚姻問題上都是這個態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倡家」。這在當時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賤了。然而卞夫人出身雖差，人品卻非常好，為人出世也很低調。《三國志．后妃傳》說，曹丕立為太子後，身邊的人開玩笑要卞夫人請客。卞夫人說，我沒把孩子教壞，就心滿意足了。裴松之註引《魏書》說，曹操讓她從繳獲的珍寶中挑一兩件首飾，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問她為什麼，卞夫人說，挑最好的是貪婪，挑最差的是虛偽，所以挑中等的。這話實在，曹操也大為讚賞。實際上，曹操在和丁夫人離異後，不顧「門當戶對」的世俗觀念，立卞氏為妻，恐怕就是因為務實。的確，卞氏雖然出身卑賤，卻貌兼德才，那又為什麼要另娶名門呢？
第二是德與才。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備，唯才是舉。
曹操既然有這樣一種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那麼，他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就不會像袁紹那樣「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或者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必廉士而後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夠實實在在幫助他賓士天下的人。為此，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年）、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先後三次頒布《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曹操說，現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時候（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因此只能講能幹不能幹，不能吹毛求疵，講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質無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麼齊桓公又何以能夠成就霸業？高皇帝又怎麼能夠創立大漢？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國用兵之術」，哪怕有不好的名聲（污辱之名），被人恥笑的行為（見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請大家推薦，我一定該怎麼用就怎麼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賢令》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他改變了帝國的用人制度（兩漢察舉制度退出歷史舞台，而後代之以魏晉薦舉制度，至隋唐始改為科舉制度），也牽涉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那就是德與才的關係。理想的境界當然是德才兼備。但是，當德與才不能兼備時，哪個是熊掌哪個是魚呢？傳統的做法是取德而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後才，曹操卻明確提出「唯才是舉」。所謂「唯才是舉」，就是說，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問，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緊。這當然有點驚世駭俗，也容易引起誤會，因此需要稍加解釋。
其實，曹操這樣說，並非不要德。事實上，曹操本人是很注重道德的。他對那些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也是很尊重的。比如崔琰，正派儒雅，曹操就很敬畏；毛玠，廉潔奉公，曹操就很敬重。曹操經常跟人說，崔琰是可以做眾人表率、時代楷模的。又說，如果都像崔琰和毛玠那樣選拔官吏，那麼，每個人都會自覺自律，我也就沒什麼可做的了。
但曹操絕不是「唯道德論」者（他在建安八年頒布了一道命令就是批判「唯道德論」的）。他並不認為道德是選拔人才的唯一的標準，甚至不認為是第一標準。為什麼呢？因為一旦以道德為唯一標準和第一標準，就可能出現三個問題。一是有德無才。選拔出來的人，品質倒是沒有問題，可惜什麼都不會，啥也幹不了，是沒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責備。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為道德品質有瑕疵或者有問題而不得選拔。三是弄虛作假。比如為了得到選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結果是道德變成不道德，東漢末年就是這樣。
那麼，主張「德才兼備」不行嗎？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備嗎？德才兼備當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時期，天下大治，沒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個是一個。然而此刻卻是非常時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穩，按部就班，必須重獎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二○三年）發佈的《賞功能令》中的話說，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事實上，德與才並非總能兼備，名與實也未必都能統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