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著當時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官渡之戰，在漢獻帝建安五年十月以曹操的大獲全勝告終。當時袁紹擁兵十萬，將帥如虎，謀臣如狼，曹操的軍事力量則明顯地具有差距，部下也多以為不能敵。然而曹操卻終於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這裡面的原因究竟何在？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年）十月，曹操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前一年袁術已死，現在袁紹又敗，不可一世的袁氏兄弟再也沒戲可唱，中國北方開始姓曹。
勝利似乎在曹操的預料之中。
事實上，曹操早就把袁氏兄弟列進黑名單了。據《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註引皇甫謐《逸士傳》，袁逢的夫人去世時，袁紹和袁術兄弟倆扶靈歸葬汝南，大會賓客，前來弔唁的人竟達三萬之多。面對如此之多的賓客，袁紹和袁術雖然不得不做悲痛狀，內心深處的得意則不難想見。然而冷眼旁觀的曹操卻悄悄地對一個名叫王俊的朋友說，天下即將大亂。作為禍亂魁首的，一定就是這兩個人。要想平定天下，拯救百姓，必須先滅了這兩個。王俊一直認定曹操是「天下之雄」，便回應說，能夠掃平天下的，除了足下，還能有誰呢？兩個人就「相對而笑」。後來，曹袁相爭時，王俊還勸劉表支持曹操，可惜劉表不聽。
當然，那個時候，曹操也只能是說說而已，畢竟師出無名，何況心有餘而力不足。實際上，曹操一直為無法戰勝袁紹而煩惱。曹操迎奉天子以後，袁紹心裡一百八十個不服氣，便加緊擴軍備戰，兼併諸侯，終於擁有了冀、青、並、幽四州之地，人多勢眾，兵強馬壯，「天下畏其強」。曹操呢，則四面都是敵人：北有袁紹，東有呂布，西有張繡，南有袁術，再加上一個不懷好意的孫策。後來官渡之戰時，孫策就準備偷襲許都，只是因為被刺客謀殺才未遂。所以，曹操心裡很鬱悶。
看透了曹操心思的是荀彧。據《三國志．荀彧傳》，建安二年正月，曹操曾經一度舉止失態，行為反常，所有的人都認為是張繡背叛了他的緣故，只有荀彧認為不是。荀彧說，以曹公之聰明，決不會追究往事，一定有別的原因。一問，果然。原來，袁紹給曹操寫了一封信，態度極其無禮，語氣也極其傲慢。曹操就問荀彧：我一直就想討伐那個不仁不義的傢伙，可惜力不從心，該怎麼辦？荀彧說，無妨。縱觀古今，成敗在人不在勢。如果是真正的英雄，那麼，即便現在弱一點，也會強大起來（誠有其才，雖弱必強）。相反，如果是冒牌貨，那麼，就算現在強大，很快也會變弱（苟非其人，雖強易弱）。
這當然在理。問題是，具體到曹操和袁紹，會不會有強弱大小相互轉化的可能呢？荀彧認為有。荀彧對曹操說，當今之世，能夠和明公爭奪天下的，也就是袁紹，而袁紹其實外強中乾，因為明公有四個方面比袁紹強。第一，袁紹這個人，表面上寬宏大量，實際上嫉賢妒能（貌外寬而內忌），既要使用人才，又不能給予充分的信任（任人而疑其心）；而明公您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明達不拘），能夠給予人才最大的信任，並且把他們放在最適合的位置（唯才所宜），這是氣度勝過袁紹。第二，袁紹這個人，反應遲鈍，優柔寡斷，決策總是慢半拍（遲重少決，失在後機）；而明公您總能夠當機立斷，而且變化莫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這是謀略勝過袁紹。第三，袁紹這個人，治軍不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御軍寬緩，法令不行），人馬雖多，其實沒有用（士卒雖眾，其實難用）；而明公您執法如山，令行禁止，賞罰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法令既明，賞罰必行），軍隊雖然不多，但將士們都爭先恐後拚力死戰（士卒雖寡，皆爭致死），這是英武勝過袁紹。第四，袁紹這個人，憑藉「四世三公」的家族勢力，裝腔作勢，沽名釣譽（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所以那些自鳴清高的人都投靠了他，可惜他們徒有其表，其實沒有真才實學（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而明公您以誠待人，不玩虛套（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自己的生活很簡樸（行己謹儉），獎賞有功之人卻毫不吝惜（有功者無所吝惜），所以那些既忠誠又能幹的人都來歸順您（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這是仁德勝過袁紹。荀彧說，有此「四勝」，再加上明公尊奉天子，匡扶正義，師出有名，堂堂正正，豈有不勝之理？
類似的話郭嘉也說過。郭嘉的說法就更誇張，一口氣說了「十勝」：道勝、義勝、治勝、度勝、謀勝、德勝、仁勝、明勝、文勝、武勝。與之相對應，袁紹則有「十敗」。不過《三國志》只記錄了荀彧的「四勝」，郭嘉的「十勝十敗」是裴松之的註引用西晉傅玄的《傅子》所言。謀士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尤其是荀彧和郭嘉都站在曹操的立場上說話，又要給曹操打氣，難免誇大其辭。但如果連袁紹的謀士也有看法，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且看袁紹這邊怎麼講。
袁紹的謀士沮授和田豐倒沒有（也不可能）對曹操和袁紹作全面的比較，但是，他們卻提到了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發動這場戰爭是否正義。據《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註引《獻帝傳》，沮授和田豐對袁紹說，戰爭連年不斷（師出歷年），民眾疲憊不堪（百姓疲弊），國庫空無一物（倉庚無積），稅費有增無減（賦役方殷），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因此，應該發展生產，安定人民，派使節向天子報告我們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公開狀告曹操阻礙尊王之路，破壞統一大業，然後用運動戰、游擊戰和持久戰對付他。不出三年，「事可坐定」。
這個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先將曹操置於不義，是為「有理」；以強制弱，以逸待勞，是為「有利」；步步為營，循序漸進，是為「有節」。但是審配和郭圖反對。反對的原因，在審配，可能是因為糊塗；在郭圖，則多半是拍馬屁。郭圖知道袁紹急功好利，自視甚高，就和審配一起說，兵法講，我方十倍於敵就包圍，五倍於敵就進攻，旗鼓相當就可以打他一仗（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如此看來，以主公之神武，軍隊之強大，消滅一個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譬若覆手）嗎？現在不抓緊，以後就來不及了。這顯然是誇誇其談，空談誤國，毫無實質性內容，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話就說得比較重了。
沮授說，平定動亂，誅滅殘暴，叫做「義兵」（救誅暴亂，謂之義兵）。窮兵黷武，仗勢欺人，叫做「驕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兵是戰無不勝的（兵義無敵），驕兵則是必敗無疑的（驕者先滅）。現在，天子在許，「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何況曹操法紀嚴明，士卒精銳，哪裡是像公孫瓚那樣坐以待斃的？以驕兵戰義兵，已是不利；以無名伐有名，更是失理。如果再不講究策略，一心只想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失策了。所以沮授說：「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沮授這話，是說到根本了。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因此，戰爭的勝敗，並不僅僅在於軍事力量的強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慮實力（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更應該考慮政治上是否正確，道義上是否在理。像袁紹這樣，興兵不義，師出無名，豈有不敗之理？可惜袁紹不懂這個道理，聽信郭圖等人的強詞奪理，結果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就先輸給了曹操。在戰略上，又急功近利，務虛名而不顧實際，當然會碰個頭破血流。可以說，政治上失利，道義上失理，戰略上失策，是袁紹失敗的首要原因。
袁紹指揮上也失誤。戰爭之初，中曹操聲東擊西之計，不守白馬，馳援延津，是一誤；曹操還軍官渡以後，不知曹操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挺進官渡，是二誤；相持階段，派劉備和劉辟在許都周邊騷擾，卻不接受許攸的建議劫持天子，是三誤；曹操奇襲烏巢時，接受郭圖的意見，派輕兵救援烏巢，派重兵攻打官渡，是四誤。袁紹指揮這場戰爭，可以說是一誤再誤。官渡之戰的結局，與其說是因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說是因為袁紹愚蠢透頂。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主帥一錯再錯，戰爭就一敗塗地。
指揮失誤的根本原因是袁紹並不具備帥才。荀彧就說袁紹的特點，是「遲重少決，失在後機」，也就是見事遲，反應慢，優柔寡斷，總是錯過時機。相反，曹操則「能斷大事，應變無方」，也就是能夠當機立斷，隨機應變。《三國志．武帝紀》說，建安五年（公元二○○年）正月，官渡之戰即將打響的前夜，曹操忙裡偷閒打了劉備一傢伙。當時大家都說，和明公爭奪天子的不是袁紹嗎？怎麼去打劉備？曹操說，劉備是真正的人傑。現在不滅了他，後患無窮。大家又說，袁紹正大兵壓境，我們去打劉備，袁紹抄我們的後路怎麼辦？曹操說放心吧！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他一定不動。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劉備，俘虜了關羽和劉備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時，袁紹也沒動一下。據《三國志．袁紹傳》，當時田豐曾經建議袁紹趁機襲擊曹操。袁紹卻說小兒子正在生病，不肯出兵，氣得田豐用手杖敲著他說，千載難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