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錢和不懂錢的人就是不一樣

宋代的文化發達,官員們生活閒適而優裕,所以研究貨幣理論的人也就特別多。

我們大概都知道宋朝有個大科學家叫沈括的,寫過一本科學著作《夢溪筆談》。

這人還是個高級官員,參與過王安石變法,當過財政部的長官——三司使。這個官職,在地位上僅次於宰相,俗稱「計相」。

沈括在科學上建樹甚多,是個奇才,他是科學史上第一個發現「地磁偏角」的人,比歐洲人早了足足四百年。

在物理學、數學和地質學上,都有發明和創見。

貨幣,也是他的研究對象。

我們已經說過,宋朝在貨幣問題上,有唐代的遺傳病,就是錢幣數量不夠用。

「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宋史.食貨志下》)

錢荒是怎麼造成的?沈括有他的看法,其中較有獨到見解的,有下面兩條:

一是人口增多,公家和私人的開支也比較生猛(生齒日蕃,公私之用日蔓)。

幾個因素加在一起,錢幣不夠用就不足為怪了。

二是公私積蓄的錢幣過多。公家實行新法收稅費,收來了許多錢幣,就藏在國庫裡;民間也喜好窖藏,很多富戶還習慣把大量錢幣當做「鎮庫錢」存起來,動輒萬緡。

佔住了又不用,這些錢就不能在流通過程中創造財富。

他說得很形象:「有十戶人家的小鎮,假如有錢十萬,而僅僅藏在其中一家,那麼百年後也還是十萬。如果投入流通,讓別人能享受這十萬之利,十戶人家都參與流通,就是百萬之利。

流通不已,錢就將多的不可勝數了。」

他說,如今最小的鄉鎮,平常人家都藏著萬緡錢,假如讓它們流轉天下,何愁錢不夠用?

他主張要減少公私積蓄,加速貨幣周轉流通。他認為官庫和富戶佔住了錢幣,不讓貨幣流轉,就不能生成新的財富,於私人、於社會都沒有益處。

其實他說的,也沒什麼新鮮的,不過,到今天也還是有人轉不過這個彎來。

前面說過的北宋大學問家周行已,對金融問題的研究,在當時影響也非常大。周老夫子是屬於「永嘉學派」的,專長是搞儒家理論,還不是專門的金融學家。

永嘉學派,現在的人不大知道了,在宋朝,這是和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呈鼎足之勢的一大流派,專講「功利之學」。

他們這群人,以祖籍永嘉(今浙江溫州)的為多,所以才有這個命名。他們的觀點,和孔子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主張把「義」和「利」統一起來,「不以義抑利」。

由此之故,周行已對「利」也就看得特別透。

他對政府發行大錢很不滿,認為這是造成通貨膨脹的根源。

他說,大錢的價值,僅值三枚小錢,卻要當十,這當然要引起物價上漲。

而且物價上漲的速度,要比你那通貨膨脹的速度還快——「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

他提醒說,政府想搾取民間油水,老是鑄大錢,但民間也不全是傻瓜,跟著就會有私鑄。而且就算官府停鑄大錢了,私鑄也不會停,物價就會一直漲下去。

這個連鎖反應,責任還在官府。

他認為,通貨膨脹就是錢貶值;錢貶值,就是老百姓的財產貶值,這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國家是否就能通過這很不地道的通貨膨脹,撈到很多好處呢?也不見得。

因為政府本身也要購置商品,同樣也要受通貨膨脹之苦,要花費更多的行政支出。因此,鑄大錢純粹是短視行為,飲鴆止渴。

周行已是個老夫子,終身只當過教育官員,但他對錢的問題,看法比有的宰相高明多了。

宋朝的宰相,反而是有很多人對錢的問題看不大清楚。

我們就揀兩個最著名的宰相來說說。

一個是王安石。

講宋朝的政治或經濟,不能不提到這個人。王安石倒是個憂國之士,當了副宰相之後,就開始在神宗支持下變法。他在任上還不到十年,被迫下台後,他的新法繼續在推行,前後共實行了十七年。

王安石抱的是富國強兵的大志,在當時民本意識的濃厚氛圍中,大家都諱言「富國」,所以他只提「理財」。

理財的目的,還是為了解決財政緊張的問題,可是他也不說,只說是為了「抑兼併」,為了幫助弱勢群體。

在他的一系列新法中,與貨幣流通密切相關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在這裡必須說一說。

所謂青苗法,就是國家對農民的信貸,一年兩次,用的都是錢幣,因此錢幣的需要量就猛增了上去。

所謂免役法,是把差役改為募役,各戶按資產情況出「免役錢」,然後國家拿這錢去僱人從事勞役,免得老百姓耽誤種自己的莊稼。但是這也增加了錢幣的使用量。

因此,從神宗時候起,官府鑄錢量也開始猛增。

錢,源源不斷造出來,但仍不夠用。這裡面既有原先錢幣大量流到境外的原因,也有新法帶來的新問題。

實行新法後,要求老百姓交錢的時間比較集中,規定每年老百姓還錢的時間是兩次,到時官家催逼得很緊,攆得雞飛狗跳牆。民間急著用錢,錢幣當然就非常緊缺。

前面提到過,因為實行新法,官府每年都收上來很多錢幣,都貯藏在官庫裡,實際的流通量也就大大減少。

還有就是,本來錢幣就不容易流通到窮鄉僻壤,現在要求農民交錢,農民又上哪兒去弄錢?那時候又不能賣血,農民被逼無奈,只得「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慘啊!

道理很明白:一鬧錢荒,物價就下跌,農民為了交錢,就得忍痛賤賣農產品。這就使名義上的利民政策變成了害民惡法。

王安石的變法,把農民坑得不淺,朝中的一大批官僚,必然要借民間輿論反對新法(他們也不完全是政治保守派,起碼有一部分還是關心民生的),再加上其他政治因素,最後導致新法完全失敗。

為此王安石得了個綽號,叫做「拗相公」。

什麼叫拗?一意孤行也。

王安石才高八斗,為人超脫,平時大概不大沾手錢這種俗物。

沒有這方面的實踐,自己在理論上有缺陷就很難察覺到。

他的變法,千好萬好,單單就忘了農民搞錢很不容易這一基本前提。

另外還有一個名氣比王安石還大的宰相,就是秦檜。

秦檜臭名昭著,他的種種「事跡」,就不用在這兒多講了,只說他執政時期跟錢有關的兩件事。

南宋各代皇帝也大都鑄過銅錢或鐵錢,只不過發行量不大,因為鑄造成本太高了。錢幣本來就少,咱們的鄰居日本,偏偏又喜歡用宋朝銅錢,他們的商船來宋境,都要偷偷帶走大批銅錢;南宋的商船和水軍,也都熱衷於偷運錢幣賣給日本人。

這樣,南宋鬧錢荒,就是家常便飯。

南宋紹興年間,正是秦檜當政時,京城臨安又鬧開了錢荒。當時嚴重到市場交易都沒法進行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對這個困擾了人們千年的老問題,秦檜還能有什麼辦法?

——你放心,能害得了岳飛的人,自有他的一肚子詭計。秦檜想了想,就叫了一個理髮匠來給他理髮。

理髮匠萬沒想到:這一次理髮,堪稱人類理髮史上報酬最高的一次。

秦太師叫人拿出了五千枚當二鐵錢作為工錢。

這就相當於一萬枚標準錢了!

理髮匠目瞪口呆。秦檜整理好衣冠,鄭重其事地說:「過幾天將有聖旨下,此錢不可再用!你可速去買些兒東西,花掉它了事。」

理髮匠千恩萬謝,出門後就直奔市場購物,一面還向人散佈這一最新消息。

秦太師的理髮匠說的,還能有假?眾人聞風而動,都跑出去傾囊採購。不到三天,京師流通的錢幣就大大增加。

錢荒緩解了,紹興鐵錢也並沒有廢掉。

秦檜太懂得世情了:在宋朝,流言肯定比實話管用!

還有一次,京師又鬧錢荒,商店裡的貨物積壓,沒人買。情況嚴重到臨安府的長官也跑來向他匯報,請他拿主意。

秦檜笑道:「易耳!」於是馬上就召文思院的官員前來答話。

文思院是從唐代起就有的國家工藝品作坊,專門給皇家製作金銀犀玉等器物。還沒等文思院幾位頭頭趕到,秦檜又故意派了好幾批人去催促,一路絡繹不絕。

文思院的長官終於氣喘吁吁地趕到了。

見氣氛已經造足,秦檜就說:「剛才得諭旨,將要變錢法,爾等可先去鑄一貫樣錢來看看,不日就要把現今流通之錢禁廢。」

他又定下了期限——限次日中午辦好。

文思院的官員連忙回去組織工匠試製,忙得一宿沒睡。

這消息當然又不脛而走,富貴人家動的最快,蜂擁到市場去搶購——也只有他們有底氣掃貨。幾天下來,市場物價飛漲,陳貨一掃而空,櫃檯裡錢幣推擠如山。

那邊文思院的官員忙了個半死,把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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