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無義就別怪百姓無情
紙幣是宋朝人的發明。這東西出來後，當時的人對它就有研究，也頗有心得。
古人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一天到晚都渾渾噩噩，只知道吟詩作畫；他們可是什麼事都想弄個明白的，有一股子執著勁兒。
這方面，你我大概都不如他們。
正因為有這種「求真理」的傳統，我們的民族在二十世紀初，才有可能全面、迅速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思想，創建了亞洲「第一共和」。
即便是全面開啟新時代的「五四」，也是從中國思想界內部產生出來的劇變，而不是哪個發達之國強加給我們的。
現在的很多人太能厚今薄古，以為自己無所不懂，古人根本不在話下。
可是現實往往跟這種人開玩笑——他們老是在犯古代的錯誤！
好了，為了避免犯錯誤，我們還是來看宋人聰明在哪裡？
宋人對於紙幣的流通規律，有相當系統的認識，歸納起來有兩大理論，一是「兌換論」，二是「稱提說」。
前面提到過的北宋名相文彥博，就是「兌換論」的重要理論家。
他認為紙幣一定要能夠自由兌換成銅錢、鐵錢，才能於公私兩利。
只有自由兌換，老百姓才信任紙幣，官家發行紙幣才能順利，這樣，每發一次紙幣就等於政府獲得一次厚利。
另一方面，對於民間來說，因為紙幣畢竟比鐵錢方便，只要隨時可兌換，他們就願意用，並且信任不疑。
北宋末期的溫州瑞安，出過一個大知識分子，叫周行已。他對紙幣也有高論。
他說，紙幣一定要有準備金，以供人們隨時兌換，但準備金不一定是十足的。
好比說，發行了三百萬貫交子，那麼一定會有相當數量的交子在流通中，人們不會拿它們兌換銅錢；另外還有紙幣耗損的、儲存起來不用的，這樣加起來大約佔了一百萬貫的樣子。
因此，只需有二百萬貫銅錢做準備金（他稱之為「實」），就能支持三百萬貫的交子流通。
他對「準備金」這一概念的認識，是非常科學的。
在南宋時期，無論關子、會子，都出現過大貶值。於是南宋人對穩定幣值也想了很多辦法，當時稱為「稱提之說」。
「稱提」就是平衡之意。
最早提出這個理論的，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沈該，他主張要調整好銅錢和紙幣兩者的關係。只要其中一種的價值穩定了，同時物價也保持穩定了，另一種就不會出現大貶值。
他主張，政府手裡應該隨時有大量銅錢，用主動兌換的辦法來穩定紙幣的價值。
他建議，宮中應該儲備百萬緡錢，一遇到紙幣貶值，就拿錢去「買」紙幣，紙幣自然也就會停止貶值。
宋人陸續總結出來的一些經驗，咱們在這裡歸納一下：
一、藉助銅幣來穩定紙幣價值；
二、實行新、舊紙幣折換，在折換時，趁機把流通過濫的舊幣貶值；
三、採用嚴刑峻法，迫使老百姓按紙幣面額來使用，不允許民間將紙幣擅自貶值；
四、在財政撥款和稅收上，採用銅幣和紙幣按比例搭配的辦法，以提高紙幣在民間的信任度；
五、嚴禁銅錢外流、藏匿、銷毀，保持一定數量的銅錢與紙幣並行流通，使人民不至於對紙幣價值產生懷疑；
六、減少政府開支、減少紙幣發行量，堵死通貨膨脹的兩大根源；
七、如果準備金實在不足，就用有價證券（新形式的紙幣）和實物，主動去兌換紙幣，讓老百姓覺得紙幣還是可以隨時兌換的，紙幣也就不至於貶值得太厲害。
這裡面，有高招也有損招，我想，讀者自會分辨。
這種「稱提之說」也得到了南宋幾代皇帝的認可，屢次實行。但是有時效果很不好。原因何在？
宋末元初有個大學問家叫許衡，他看得明白，曾經這樣說：「但見朝廷每次『稱提』之令一下，百姓反受其害，而錢也越短，嘉定年間換發交子用一換二，這是貶了平民一半之財，嘉熙年間又用一換五，這是貶了平民四倍的財富，朝廷無信義，以此為甚！」（見《許文正公遺書．楮幣札子》）
這位許老夫子對「程朱理學」很有研究，後來降了元，擔任了大元帝國的最高學府校長（國子監祭酒），成了蒙古貴族子弟的老師，也為元世祖忽必烈出了不少治國的好主意。
他降元，被當時人看成是沒有氣節，後來也未得重用。但是他看南宋的問題，是看得太透了。
他的這段話，其實是點出了南宋敗亡的要害。
——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掠奪人民財富，無義之甚，那麼，危急關頭又怎能指望自己的臣民盡忠？
所以說，宋朝的覆滅，也跟錢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