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部金融史看到唐代，我想，再外行的人也開竅了。在中國古代，互相間進行經濟博弈的，絕不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大營壘。這種兩分法，實際上是把複雜的歷史給簡單化了。
影響至今，無論草根還是精英，大多都還習慣按兩大階層思考問題。
兩分法，簡單是簡單，但是掩蓋了問題的實質，於事無補。
中國古代史上，若從經濟上劃分勢力，應為四大勢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包括地主和自耕農）、商人（工商）。
其餘的均屬依附型群體，構不成經濟勢力。
經濟上的很多事情，就是這四大勢力在角力。看明白這一點，我們讀史的很多困惑就會迎刃而解。
當時的朝廷（中央政府），並非天生就是農民的死對頭，更不是什麼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它的立場態度，隨需要而變化，時而照顧地方，時而照顧農民。中央和地方也並非鐵板一塊，有時朝廷會因為經濟利益而與各州縣關係鬧得很緊張。
在經濟博弈中，金融、貨幣永遠是朝廷的一個工具。
朝廷用它來調節自己與民間、與各個階層的關係，用以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諸種勢力中，朝廷是最強大的一方，經常掌握主動權。
不過一旦沒把經濟槓桿玩好，就會激起全民的憤怒，比如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員兼學問家，叫劉秩，是唐初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編寫了一部歷史工具書《政典》，收集了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史料，分門別類地編排，開創了咱們國家此類書籍的先河。
令人歎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劉秩也很有見地，他學《管子》學得好，學賈誼也學得好，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金融學說。
管子和賈誼都主張禁銅，反對私鑄。他們認為：貨幣是君主之權，可以用來平衡各階層之間的輕重本末。
國家想讓哪個階級的地位變高或變低，通過貨幣政策就可以辦到，反之亦然。
所以，君王必須掌握鑄幣權，貨幣只能「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貨幣的製造、發行、調控等等，都是國家政治權力的運用，並非單純只是經濟上的事兒。
劉秩完全贊同管子的「輕重論」，認為「國之興衰實繫於是（國家興衰就在於貨幣）」。所以，他反對張九齡的「准許私鑄」建議，主張國家壟斷鑄幣權。
看來這個劉秩，是典型的御用經濟學家，但他不掩飾自己。
是就是，怎麼啦？
御用，並不等於就要裝瘋賣傻。劉秩的觀點非常正確，是給統治者出好主意，而不是出餿主意。
他寫了一篇給皇帝的報告，題目是《貨泉議》，也就是《說錢》的唐代版啦。
裡邊還真有些真知灼見，特別是闡述了商品經濟的特點。
他說：「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
這是說，假如農副產品價格低，不值錢，就會傷害農民；反之通貨膨脹，錢貶值，則會傷害商人。
前一個現象好理解，柑橘西瓜稀爛賤，果農當然要倒霉。而後一個現象，理解起來需要繞個彎子——通貨膨脹，為什麼商人不高興？
通貨膨脹，就是物價飛漲。
東西貴了，商人為何不高興？因為這等於商人已有的貨幣財富縮了水。
當然具體情況還要複雜些，不過總體上可以這麼看。
劉秩看清楚了這一點，就主張：「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且視時而作法斂散，以平物價，以安民心。」
「視時而作法斂散」的意思，是說要根據情況，制定從緊或從寬的貨幣政策。
要準確判斷物價是高是低，錢是在貶值還是升值。多放一點錢出來，還是少放一點錢出來，要看情況。通過多投放貨幣或者回收一部分貨幣的辦法，把物價平衡好，民心也就安了。
這就是宏觀調控。
這理論，這實踐，都是古已有之的了。
劉秩認為，「物重則錢輕」，東西漲價，也就是錢貶值。
而錢不值錢的原因，就在於錢太多了。這就要想辦法回收一些，錢流通得少，自然也就增值了。
反過來也是，錢一少，就「重」，商品則相應地不值錢。
如此，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商人也沒有做買賣的積極性，這就要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讓物價適當漲一漲。
對唐玄宗後期日漸嚴重的經濟衰退問題，劉秩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不繁榮，就是因為通貨短少！
在他看來，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就是掌握了「輕重之本」。他不理解，國家為什麼要把這權力讓渡給他人（指私鑄）。
既然說到了一位理論家，那我們就借這個機會，回顧一下古代金融理論史。
自從春秋末期的單旗先生以來，咱們中國的金融學有過幾個流派，各說各的理。單旗先生我們已經介紹過了，他是「金屬主義」學派的鼻祖，主張貨幣要足值，說多重就要有多重，不能玩虛的，玩虛的就是斂百姓之財。
在他之後，又有「名目主義」學派，說貨幣的價值那就是個名目，是王權說了算。王者說值多少錢，就是多少錢。貨幣不過就是個流通手段，「面值」多少，與它本身的價值無關。
這一派比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說過：「黃金、刀幣，民之通貨也。」（《管子．輕重篇》）
繼承管子學說的，是西漢的晁錯，他看的更透徹，說珠寶金銀有什麼用？「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大眾偏偏就以它們為貴。
什麼原因呢？是因為皇權使它們貴重。
這一派，是歷代鑄大錢的理論支持者。
我們讀者就算是外行，也都知道了，他們的這說法，只是部分真理。
貨幣日益成為獨立的流通手段這不假，但幣值絕不是王權意志的體現，而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濫發大錢，沒有不出亂子的。
經濟學家們經常分成若干派，各執一部分真理，互相攪不清，遠在古代就這樣。
再往下，就出現了「實物論」學派。
這一派，產生於南北朝動盪時期。一些人看多了貨幣貶值或者貨幣量不足的亂象，所以提出了取消貨幣的主張。
他們認為，貨幣增值還是貶值，跟貨幣數量多少無關。那跟什麼有關呢？跟市場上商品多少有關。商品多，錢就貶值，商品少，錢就增值。
這其實也含有一部分真理。我們改革開放之前，商品很少，那時的錢，確實很「值錢」，一百元能頂現在的五千元用。
南朝宋武帝時，國用不足（國家經費缺乏），有人就建議，說這是因為錢幣減少所致，應該搜羅民間銅器，多造五銖錢。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論家不同意，他說，商品多少，是在貿易中產生的，跟錢幣數量沒關係。無論商品昨日怎麼貴，今日怎麼賤，它都是那一個東西，就看生產得多少而已。
到了宋孝武帝，又出了一個周朗，更是主張乾脆「罷錢」得了，用穀帛代替。
他說，農桑才是國之本，要重這個本，就應該罷錢。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廢除貨幣論」，是激進主義學派。在現代也有過傳人，曾經釀成的禍害那就大了，這裡不提。
唐朝實行「兩稅法」，政府收稅要收現錢，結果錢幣集中於國庫，造成流通中的貨幣不足，於是又有人重提「實物論」，如陸贄、韓愈等人。不過他們倒不是激進主義者，而是看到農民被盤剝得厲害，所以主張乾脆就用實物納稅。
除了上述幾派之外，還有一個就是「數量論」學派。
數量論的核心觀點，就是認為：幣值的高低，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當貨幣貶值時，就要少投放貨幣；當貨幣升值時，就應該多投放貨幣。他們認為，貨幣的投放量多少，是可以調節物價的。
西漢前期有一部經濟學名著叫《鹽鐵論》，記錄的是一場經濟學大爭論。其中賈誼就是「數量論」的代表人物。
東漢章帝時，因為穀價上漲，政府開銷吃緊。
有一位張林看的明白，說，現在不但是穀貴，百物皆貴，那是因為錢賤。只要「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晉書．食貨志》）
說得真是乾脆利落！
劉秩，就是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認為控制貨幣投放量可以穩定物價，還認為貨幣價值跟人口的多少也有關。
他說，錢為什麼不明不白地就增值了？東西為什麼忽然就賣不起價錢了？是因為人口日益滋生，而鑄錢爐不增加，貨幣量相對減少，流通中的貨幣不足，當然就會「錢重物輕」。
這個貨幣價值與人口數量有關的理論，真是獨具慧眼。
一批又一批的少年人變為成人，進入就業領域和消費市場，造成貨幣量不足，百業蕭條。
這個因素，現在幾乎沒有人考慮進去。
所以說，劉秩的聰明，那真不是一般的！
這個劉秩，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個很罕見的敢為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