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古代金融業來說，唐朝就是一場大大的春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信用方式，也催生出了各種金融機構。除了前面所說的「公廨本錢」之外，還有別的類型。
這裡分別來說一下。
匯兌這項業務，是從唐代起才開始有的。
現代銀行裡，匯兌是最基本的業務之一，但古代早期沒有承攬這項業務的機構，所以李白才在詩裡寫「腰纏十萬貫」。那時候用錢，就只能隨身帶。
今天有人較真，說：「一貫錢十斤，那麼十萬貫是多少斤？這麼多的銅錢如何纏在腰間？甭說十萬貫，十貫錢纏在腰間都行走困難，騎鶴上揚州更無從談起。」
呵呵，不錯。從李白的浪漫，可以看出現實的尷尬來。
在古代做一個行商，不大容易，真正的太平盛世還可以，世道稍一不靖，帶錢上路就有性命之虞——綠林好漢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冒出來！
唐代，帶錢上路難成了燃眉之急，不過不是因為治安問題，是因為錢幣缺乏，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不許錢幣出境，後來連京師也限制商人運錢出境。這一來，錢只能在局部地區流通，有時候大把錢在手，卻辦不了事情。
最後，解決的辦法是由京師的商人想出來的。
舉例說明：一個四川商人，在京師賣廣柑，賺了十萬貫錢，他沒法子把這錢帶回家，那麼，在回鄉前，就可以把錢交給劍南道的「駐京辦」。
這種駐京辦，往往有好幾個不同系統的，可任意挑選。比如，可以交給各地在京的進奏院，也可以交給各地軍政衙門的駐京辦。
此外，交給民間人士也行，比如在劍南道有聯號的京師富商。
只要你把錢給了他們，就可拿到一個文牒（取錢憑證）。這種文牒，是分成兩半的，一半由商人自己持有，另一半由駐京辦快遞回本道。
等他到達了劍南道，再到相關衙門去，經過「合券」手續，就可在當地取出十萬貫來。
這個辦法，就叫「飛錢」。
瞧古人這說法，是何等形象！
——你不是能夠「捉錢」嗎？那我就會「飛錢」！
飛錢也叫「便換」，跟現代的匯兌毫無二致。
所謂「文牒」，就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匯票。
那時候的匯兌，不收匯費，你存入十萬，到了地方憑匯票就拿走十萬，相關衙門分文不取。
那麼，這些衙門難道是慈善機關，要幹這種無利可圖的買賣？
不，他們有利可圖。
——利在哪裡？猜一猜吧。
如果你是銀行系統的讀者，大概早就看明白了：
首先，來駐京辦飛錢業務的，不可能是一個兩個，而是好多。這樣，駐京辦的手裡就總能有一大筆可以支配的活錢。
這些錢有走的，也有來的，可以保持一個相當的總量。
飛錢對於他們，雖然是過手錢，可是一樣可以花、可以放債。駐京辦，最需要的不就是錢嗎？
其次是，過去交通不方便，錢能飛，人不能飛。
從京師到劍南道，起碼得走兩三個月。那麼這筆錢放在我這兒三個月，我是不會給你利息的。它在我手頭期間，我拿去放債，所產生的利息，對不起，那就是我的收益。
這個業務，並非朝廷批准的，而是各地衙門和民間達成的默契，算是制度創新吧。
唐憲宗的時候，大概看不慣地方政府在他眼皮底下這麼取利，就下令禁止飛錢。
錢不準飛了，商人就只好囤積起來不用。
越不用，流通的貨幣就越少。貨幣的總量一少，物價就下跌，到處是百業不振的樣子。
這倒是穩定了市場，不過死也是一種穩定，那有用嗎？
為了拉動內需，幾年以後，憲宗只得又開禁，但是肥水不能流入地方政府，他規定商人飛錢要通過中央的財政「三司」（鹽鐵、戶部、度支），每飛一千錢，收手續費一百錢。
商人立刻大嘩：要殺我們你就趁早講！
結果，沒有一個去「三司」飛錢的。
憲宗沒辦法，只好又改政策：免費了，你們就儘管來飛吧。
這個飛錢制度，後來進一步擴大到外地。
飛錢的人，也不僅限於商人了，知識分子和官員也有飛錢的。
質庫唐代的質庫（也就是典當業），是由南北朝的質庫延續而來，但規模比南北朝的要大得多。南北朝時，人們所用的抵押物，大多是動產；而到了唐朝，不動產多了起來，主要是田地，也有房屋。
《資治通鑒》裡講到過一則軼事，說是魏徵的玄孫因為淪為赤貧，把房屋典當了，無力贖回，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心有不忍，便奏請皇上，願以自己的私財幫助贖回。
隋唐時期專辦抵押貸款的機構，仍叫做「質庫」，但不再由寺廟經營，而是獨立經營。其法人代表，也轉為商人、官吏和皇親國戚。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家，就開辦了一家規模不小的質庫。
質庫是一項有油水的事業，有錢有勢的人樂於經營，那是理所當然；但是唐朝對保護弱勢群體財產也設定了一條底線。
當時規定，農民的「口分田」、「永業田」不得典當，因這是農民的保命田。如果典當行違反了規定，官府就要追究。
在審理此類案子時，土地要無條件歸還本主，而典出去的錢如果收不回來，官府則不管。
只有那些因為到邊地服役、或到外地任官，家中無人守田的，才允許抵押口分田。
唐朝的統治者，好歹知道土地無條件流轉的口子不能開，連保命田都沒了，人能幹出什麼事來，那不是傻瓜都知道？
一般能典房子典地的，都是或者曾經是大戶人家，瘦死的駱駝大於牛。
至於貧民去典當的，那基本就是臨時換點小錢花一花了。
當時針對貧民的典質機構，就是專營小額押款的當鋪。貧民家裡拿得出手的，只有家用的物件，比如衣服、器具之類。
在《太平廣記》中有一條關於唐朝人的軼聞提到，那時哪怕是睡覺用的木枕，也是可以拿來典當的。
貴族官僚們辦的質庫，並非法律允許，但是基本貫穿了整個唐代。「刑不上大夫」，誰能管得了？直到唐武宗統治的最後一年，才有禁令，禁止他們私設質庫「與民爭利」。
可是唐武宗一死，他的政策大多都被廢棄了。
一部中國歷史，不允許權貴「捉錢」的皇帝本來就很少，能切實做到這一點的，就更少。
櫃坊也稱做「僦櫃」，相當於現代的銀行保險箱業務。
櫃坊業務有一個發展、成熟的過程。先是城裡的店舖為方便過往商旅，設立了櫃坊為客人保管財物。後來櫃坊漸漸獨立出來，成了專辦寄存業務的機構。
這就有點像儲蓄銀行了，也有點像現代的信託業。當時把寄存錢財叫做「鎖錢」，這非常形象——櫃坊裡的保險箱叫「僦櫃」，錢財放進去以後要鎖上。客戶在這兒存了東西，要領取一個憑證，還有鑰匙。
那時客戶不單是委託保管錢財，還有寄存奴婢或寄存牲畜什麼的。可見櫃坊決不只是一間小店舖，起碼它得有客房、食堂和馬圈之類，儼然一個大戶人家了。
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的藥店和外國人開的店舖（俗稱波斯店）也兼營存錢業務。
由櫃坊、藥店、波斯店代管的錢財，客人可以直接提取，也可以把領取憑證轉給他人，作為一種支付。
《太平廣記》裡，就記錄了好幾條關於唐代櫃坊的事。《太平廣記》是宋人編輯的書，收錄了從漢朝到宋初的大量野史筆記，雖然都是軼聞，但也可以折射出一些事實。
有一則是說，過去有兩位知識分子——盧生和李生，隱居在太白山，練習道教吐納導引之術。盧生學成了，先行離山而去，後來遇到李生，見李生潦倒不堪，還背了一屁股債。
盧生便問：「你所欠官錢多少？」
李生答：「兩萬貫。」
盧生就給了他一根拄杖，說：「拿這個到波斯店裡取錢吧，從此可以安心學道，不要再糟蹋自己了。」
波斯櫃坊的店主見了拄杖，大驚，問：「盧二舅拄杖，你何以得之？」他雖然納悶兒，錢還是如數給了。
這是櫃坊見憑證就給錢的慣例。
另外，在《太平廣記》中還有一條關於唐初名臣尉遲敬德的故事。故事顯然是瞎編的，不過卻透露了一個事實：很可能在唐代就出現了我國最早的支票——「書帖」。
書帖的作用，就是存錢人自己不去取錢，而是寫好一個書帖，寫明付款數額、取款人姓名、出帖人姓名，交給他人，那個人就可以憑書帖在櫃坊取到錢。
《太平廣記》的這個故事說，尉遲敬德在發跡之前是鐵匠，曾寫過一個書帖，送給一位窮困潦倒的書生，讓書生在櫃坊中取到了錢。
寄附鋪也就是寄賣店，既可為商民保管財物，也可代客戶出售所寄存的物品。
唐代傳奇《霍小玉傳》裡面，就提到過這個寄附鋪。
小說中的女一號霍小玉，是長安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