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嚴嵩罷相，十五年間，除了一篇還算言之有物、卻基本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劇烈慘重的政治搏殺中，基本看不到張居正的身影。包括於他有知遇、提攜之恩的徐階身處險惡的漩渦之中時，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誠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那樣，嚴嵩勢焰最盛時，深切忌諱著徐階，致使那些與徐階相友善的人們，鬼鬼祟祟，不敢與徐階相交往。值此之時，唯有張居正，始終以相當磊落的方式與徐階往還，導致深知徐階推重張居正的老嚴嵩，都十分欣賞器重這個年輕人。
此人之道行可謂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五四七年，張居正科舉中第被選為庶吉士之後，教習他們的人，正是剛剛來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階。
在此之前，徐階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國幹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當時，連續幾任吏部尚書都很看重徐階，所以，「階數署部事」，很多時候都是徐階在代理主持工作。後來來了一位自我感覺極好的尚書，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說了算。於是，徐階就躲開了，來兼翰林院學士，不久，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開始設置的，最初的功能，是為皇宮內部提供各種藝術、技藝表現與表演的部門。宋朝的翰林院下設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其最高首長叫翰林院勾當官，搞得就連御廚茶酒也稱翰林。而所謂翰林學士，則是由具有優秀文學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門在唐代叫學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學士院，元代則稱之為翰林兼國史院。到了明代，才開始將修史、著作、圖書等事務歸於翰林院，正式成為外朝官署，「備天子顧問」是其重要職能之一。其最高首長就是掌院學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這是一個沒有什麼職權的部門，卻是一個極其清貴的地方。當時，帝國中央已經形成了一個慣例——不是進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內閣，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禮部尚書、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則非翰林者不能擔任。從一個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貴，明朝的宰輔也就是內閣大學士共有一百七十餘人，出身翰林者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們才會將庶吉士看成是「儲相」——後備宰相。
徐階在翰林院教習的庶吉士們，實際上可以被理解成為中央後備高級幹部博士後專修班學員。徐階兼具雙重角色，既是他們的導師，也是他們的校長。就是在此期間，徐階發現了張居正。
當時，社會上和官場瀰漫著一種追求詩詞文學名聲的熱潮，許多類似今天各種沙龍的文學小團體到處湧動：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來了「後七子」；
——唐宋派方興未艾，復古派大旗已高高舉起；
——「十才子」的自我感覺剛剛漸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氣昂揚地迎面而來；
——你們哥幾個管自己叫「三傑」，我們兄弟們就是「四俊」。
自娛自樂，相當熱鬧。
其百無聊賴之處，我們可以在今天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看出苗頭——那麼多才俊名士們，能夠如唐詩人宋詞人那樣，被人們而非專家普遍記住名字的，卻是一個也沒有。
張居正則幾乎完全置身於外，與那些熱熱鬧鬧的場面保持著距離，相當克制地做著自己的事情。從史家的論證中可知，張居正也曾經犯過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錯誤——不可救藥地喜愛上了文學。科舉中第之前，他曾經相當狂熱地以古來詩文大家自我期許，並為此著實下過一番苦功。結果，不但發現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賦才氣，還耽誤了太多時間，以至於錯過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國會試，並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會試中名落孫山。也有史家認為，張居正之所以沒有參加嘉靖二十年的會試，是因為年齡只有十七歲，太小的緣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時的張居正潛心於國故典章的鑽研，默默關注著時勢政治，於喧囂浮華之中，自顯出其特立獨行。由此，進入了徐階的視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館，庶吉士張居正順利點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編修，大約勉強可以類比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處級調研員。此後，又是長長的沉寂。其間，曾經為養病等緣故，回到家鄉，前後幾達六年。
張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經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師的張居正，出任國子監司業，開始成為國子監祭酒高拱的助手與同事。
國子監是帝國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和帝國最高學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長，可以理解成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國立大學校長；司業則相當於常務副校長，負責以儒學為主的教學事務。從史書記載上看，高拱與張居正志同道合，兩人相處得相當好，以至於彼此「相期以相業」。就是說，兩個雄心勃勃的傢伙，已經在以有朝一日攜手擔當宰相來互相期許了。
假如他們對對方的個性瞭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話，可能彼此就都不會如此期許了。
高拱比張居正早六年科舉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張居正沒有參加會試的那一年。此後，高拱也被選為庶吉士，畢業後，授官翰林院編修。高拱後來的迅速晉陞，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個與他在裕王府給裕王當了九年老師有關，另外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原因，則與徐階的推重有關。
中後期的嘉靖皇帝，極度相信道教師父的話。當時，為了長壽，一個道士警告嘉靖皇帝：兩龍不相見。結果，這位皇帝便長時間地不見自己的兩個兒子，同時，也在很長時間內不立太子。因為兩個兒子中必定有一個是未來的「龍」，立了太子會使兩龍相見，會令他聯想到自己的死，聯想到這個太子有一天會取代自己。對死的恐懼，甚至令他極度厭惡別人談到皇家子孫的生，因為這同樣會使他聯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於這個緣故，他的孫子，即裕王的兒子——後來的萬曆皇帝出生後，有一位當時頗受寵信的宮中女官祝賀他喜得皇孫，沒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將這位女官趕出宮去。就這樣，萬曆皇帝長到快四歲了，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因為明代皇家規定，皇室子孫的名字必須由皇帝賜給。
由於這個緣故，人們長時間無法知道，裕王究竟會不會成為未來的天子。史書稱「中外危疑」。
此時，嘉靖皇帝的另外一個兒子景王，更受皇帝喜愛，並且沒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長期留在首都，具有明顯的爭奪繼承權的意思。在此期間，高拱一直盡心盡力地輔導裕王讀書，裕王相當尊重他，曾經手書「懷賢忠貞」四字賜給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嚴嵩罷相。此後，在新首輔徐階的舉薦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國子監祭酒迅速晉陞為正二品的禮部尚書，被徐階推薦參加內閣的值班，為皇帝撰寫受到高度重視的青詞。並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正式成為內閣成員。
此後，出現了一個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與徐階之間發生衝突，漸趨激烈，終至決裂為勢不兩立。
《明史》中記載：「始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從當時情勢和史料記載中判斷，高拱自視極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繼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認為徐階是在拍自己的馬屁，為將來預留地步，於是並不領徐階的情。這樣，他才會在「驟貴」——突然發跡之後，經常賭氣般地和徐階對著幹。
而徐階大約也確實有預留餘地的意思在，因此，對高拱很器重並親近。但他似乎沒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處理事務時，顯然沒有過多考慮高拱的情緒。當時，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內閣值班室附近，時不時地在值班時，偷偷溜回家，並且有時還把宮裡的器具帶出去使用。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彈劾。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階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階的同鄉，高拱便認為是徐階指使的，於是，「大憾之」——痛恨徐階。公元一五六六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沒幾天，轉過年去，就進入了新皇帝的年號——隆慶元年。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導致了高拱對徐階的徹底痛恨，並為此後與張居正的決裂埋下了伏筆。
嘉靖皇帝死時，按照慣例，由首輔負責起草老皇帝的遺詔。一般說來，這種遺詔是對過去的蓋棺論定，並由此生發出對未來的展望，極為重要，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官樣文章。那些有作為的首輔，常常以此為契機，給國家帶來全新的氣象。
此次，徐階就把握了這個機會，在遺詔中，將嘉靖朝四十五年間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進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結果，史稱：「詔下，朝野號慟感激。」遺詔公佈後，朝野上下的人們痛哭失聲、感激不已，並將這份遺詔和當年楊廷和撰寫的那份詔書，視為嘉靖朝一始一終的兩大盛事。從而，成為歷史上相當有名的一份遺詔。
沒想到，這件盛事卻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內閣大學士惹惱了。原因是，此時的徐階「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張居正，他是和張居正商量著起草的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