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八年，時為嘉靖二十七年，張居正進京為官的第二年。
這一年，朝廷發生了一連串重大事件，撲朔迷離地發展到最後，以內閣首輔夏言被殺而告終。這是大明帝國自朱元璋之後，一百多年間，第一位相當於宰相級別的人物被殺。朝野內外為之震撼。
這應該是帝國官場給青年張居正上的第一課。
夏言被殺之前，曾經在帝國內閣首席大學士——相當於今天內閣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們時常談到的所謂內閣制度，在我國，其形成時間，大體上是始於大明帝國初期，成型於大明帝國的中期。最後，應該是在張居正走上帝國官場時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終完成。在此之前，似乎並沒有內閣這個制度與概念。其演變過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國創立者朱元璋時代的洪武十三年。
這一年，是為公元一三八○年。朱元璋以奸黨一案，殺宰相胡惟庸，前後牽連至死者，凡兩萬餘人。與此同時，朱元璋對帝國政治制度進行了重大改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訓》中，我們大體可以瞭解到此次改組的內容：「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大權一歸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
從此，將在我國實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廢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權分立」和兵不識將、將不知兵的理念管理軍隊。將原來相當於今天國防部的一個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互不統屬，各自負責一部分地區和部隊的管理，各自直接對皇帝負責。他們只有對軍隊的日常管理權，沒有調兵與指揮權；該權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經皇帝核准後行使；統兵權則在軍事任務發生時，由皇帝臨時任命官員擔綱；戰事結束後，統兵官交出兵權，返回各自職司，士兵則各回各自的營地。這種縱橫交錯的管理體制，應該是帝國二百多年間，只在天順年間發生過一次不成功的兵變，基本無需擔心軍事政變的原因。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長尚書的官階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書省的下屬機構和對宰相負責，改為平行的帝國最高行政管理機關，均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
御史台改為都察院，負責對文武百官的監察究劾，直接對皇帝負責。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書皇帝。
通政司是負責帝國各種文書接收傳遞的機關。
大理寺則類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負責複審司法案件，與刑部、都察院共同負責司法審判之責任，習慣上統稱「三法司」。
由此，與以往世代比較起來，帝國政治制度與機構設置均變得極其簡單明瞭，其最大特點，就是所有權力最終毋庸置疑地全部歸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謂「大權一歸朝廷」。此後，該舉措在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閃展騰挪，演變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國所有特異景象、重大事件和亂象，幾乎全部或與此干係甚深，或在此時埋下了意味深長的伏筆。其影響，堪稱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難盡。
而其直接後果，則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權變得空前之巨大。同時，其負擔當然也變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五中記載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國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種文書報告送到朱元璋案頭，其中涉及各類事項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計算，該人每天需要批閱文件字數約二十萬字，處理事務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說，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時不吃不睡，一個小時也要閱讀八千字以上，並在二十多件國家事務上作出決斷。這種情形稱得上令人畏懼。就算我們的皇帝是真龍天子，就算他的體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絕倫，就算他無限熱愛此種工作，這樣的工作量應該也是形同苦役。
為此，朱元璋曾經從民間徵召過幾位飽讀詩書的老先生，來做自己的國事顧問，稱春、夏、秋、冬四輔官。其間效果如何，記載相當委婉而曖昧。推想起來，這些來自鄉村的老學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幫越忙，真能顧好這個問，倒確實是政治史上的奇觀。
於是，朱元璋設置了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和東閣等大學士，挑選那些品級較低、年紀較大、政績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幫助自己處理文書報告，以備顧問，但並不能參與政事。
到永樂年間，燕王朱棣奪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後，開始讓這些大學士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置。雖然其官階仍然只有五品，沒有部下，沒有統轄機構，甚至沒有自己專門的辦公場所，既無宰相之名，又無宰相之實，但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親信近臣，每日侍奉於皇帝身邊，奔走於殿閣之下，特別是可以參與機務，看起來很像宰相。為了避開宰相這個已經變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稱為「入值文淵閣」，在內廷辦事，於是人們含混地稱之為「內閣」，算是有了內閣制的大模樣。
此後近百年間，大學士們開始兼任各部尚書、侍郎之職——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長、副部長職位，有的還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從一品的少師、少傅、少保等崇高榮銜，權力地位不斷提高。他們雖然不能到兼職的各自部門裡去實地任職，也不能幹預各部事務，名義上仍然只是皇帝身邊的侍從顧問之臣，但在重大事務的決策上，他們實際上已經具有了相當大的權威。如人事推薦與任免建議、內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們真正的權威，則來自宣德年間所逐漸發展起來的所謂「票擬」之權。
這位以生產了宣德爐和酷愛鬥蟋蟀聞名於我國歷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辭文造詣很高的皇帝。票擬之發明權當屬此人。
票擬，又叫票旨、條旨，裡面暗含了帝國官場運作的大部分奧秘。
這裡涉及帝國國家機器運轉的方式與程序——
通常情況下，全國各地、各部門的報告文書先彙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記在案，錄下副本，然後將所有文書象徵性地報告給皇帝，隨後轉到內閣，由大學士將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後，分別貼在這些報告的封面上，送呈給皇帝最後批示核准，這就是票擬。實際上，等於是為皇帝草擬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硃筆，所以，又叫「批紅」。經過批紅的文書，再登記備案，錄下副本，然後，分發各地、各有關部門執行。
由此可知，全國各地、各部門，包括中央六部，已經很難不在掌握了票擬之權的大學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擬和批紅在內的這種國家機器運轉方式與程序，還給帝國官場政治留下了兩個絕大的漏洞。
其一，當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學士正式成為首席大學士時，「首輔」之稱謂便隨之產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認同。這種情形大約是在憲宗皇帝時期發生的，就是以成化窯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輔沒有宰相之名，也沒有宰相行政號令、任免官吏之實。但當他深受皇帝信任時，卻可以壟斷票擬之權，並將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從而將屬於皇帝的生殺予奪大權，相當大程度地轉移到自己手上。此時，其令人畏懼的威力，甚至遠遠超過了以往真正的宰相，這可能是朱元璋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會令朱元璋更加沮喪和苦悶的是，當他的子孫們不像他那麼酷愛這些行政事務，或者由於精力、體力、智力、愛好等因素喪失了處理這些事務的能力和興趣，或者那些朝夕相處地陪伴著皇帝的太監們更加令皇帝喜愛和信任時，那專屬皇帝的「批紅」大權，便會落到這些曾經深受朱元璋蔑視的宦官們手中，使他們變成真正的皇帝。屆時，首輔手中的票擬之權將同時失去效用。於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實的滿朝文武，便在宦官們的撥弄下，死去活來，痛苦萬狀。
事實上，到張居正看到首輔夏言被殺的時刻，這兩大漏洞，早已經全部變成帝國的現實。
夏言出任帝國首輔之時，我國的內閣制度才最終完善形成。這種情形，可能確實和嘉靖皇帝的身體不太好有關。
從湖廣安陸州興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鍾祥縣來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當長時間都不能適應北京的氣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經發作後連綿數月不能治癒，且發病次數相當頻繁而猛烈。從症狀上判斷，可能是西醫所說的嚴重慢性氣管炎或支氣管炎。導致皇帝無法臨朝面見群臣並處理國政。至少，嘉靖皇帝是這樣多次解釋自己的作為的。於是，憂慮中的皇帝採取了兩個措施，希望改善此種局面。
一個是在宮中大力崇道修玄，齋醮祈福；另一個則是推動內閣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靈上帝保佑自己養生長壽，後者則是為了幫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學士們雖然具有了較高地位和通過票擬建立的威權，卻並沒有形成完整的內閣制度。比如，內閣長時間沒有自己的辦事機構，沒有正式的辦公場地，曾經一直與翰林院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內合署辦公。到正統十年，即公元一四四二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