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兩個階層的事情就遠沒有如此簡單。
南北朝時期，一個出身門閥世族、奪了別人皇位的傢伙曾經講，我當上皇帝，純粹是天命人願，關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當時門閥世族是政治舞台上決定性的力量。經過隋唐和五代十國，世俗地主及讀書人作為士大夫，逐步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中堅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則已經有了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說法。以天下為己任，位卑未敢忘憂國成為文人士子們的普遍抱負或說辭。我們已經永遠無法知道這種說法會如何演變了。原因是它被一個力量所強力打斷：來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族鐵騎。
經過元朝的短暫插曲之後，到了朱元璋的時代，他所面對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門富戶、讀書人、帝國各級官吏所組成的這樣一支重要社會力量。
這支力量，時常被人們籠統地稱為官僚士紳階層——士大夫。
朱元璋對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極度複雜的。他們與農民不同。應該說，朱元璋對農民的所有作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這種感情，或者來自他自己的農民出身與經歷，或者是如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樣，朱元璋深知推動帝國龐大國家機器轉動的能源，來自農民與社會底層人民的血汗。侵害他們就是侵害帝國——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門富戶與帝國官吏的過程中，我們則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說有感情的話，那也是一種深刻的戒備、憎惡與輕蔑。假如我們說朱元璋將農民釘死在土地上，使他們變成了生產與生殖機器的話，其間畢竟還能看到若干溫情與保護的成分在。而對官吏士紳們，則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與驅使，全然如同對待工具與奴僕。但凡這些工具與奴僕令他感到不順手、不如意，或者感覺他們有可能成為分庭抗禮、威脅皇家利益的潛在力量時，隨之而來的必定是無情的誅殺。
推論起來，這種心態形成的原因相當複雜，但總體上應該不外乎如下因素：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經歷，譬如為埋葬父母親人苦苦乞求豪門富戶，應該足以在他心靈深處，對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種子。
其二，元帝國官吏的污濁腐爛，綱紀墮落，其糟蹋百姓從而導致天下大亂、社稷傾覆，給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夠引起他對帝國官吏們的深刻防範、蔑視和以剛猛手段對付之。
其三，做遊方和尚時，對人情世態冷暖炎涼——「心滾滾乎沸湯」的體驗，爭奪天下時的你死我活、血肉橫飛、背叛、殺戮，別人對他與他對別人的種種陰謀，足以使他心如鐵石，並對人性深處時時可能被外界誘惑激活的醜惡與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對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禮、從而對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的高度敏感與警覺。
其五，經過掃蕩群雄拿下江山、極度莊嚴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無數文人武將士大夫三叩九拜熱烈讚頌、傳統文化一代代堅定而不容置疑的反覆論證，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們堅信，他就是上天選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維護皇家利益就是維護上天和國家的利益，執行自己的意志就是執行上天和國家的意志。從而，在視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開國功臣時，不會感到心理上的負擔與歉疚。
其六，從現象上判斷，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後期，很有可能已經患上了相當嚴重的心理變態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與被迫害狂之類。此類變態的一個特點——恰如朱元璋那樣——可以高度理性地去執行那些殺人計劃。
事實上，士紳與官吏這兩個階層的確與農民不同，他們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被裝進麻袋裡的馬鈴薯。他們之間左右交錯上下勾連，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這種相互關係之中才能夠實現。因此，四兩撥千斤——將帝國國家公器的力量轉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就成為帝國官場常用長新的手段，從而，使他們變得能量極大。那些官官相護、官紳相護之類的形容，顯然表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他們之間已經結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後來浮沉仕途許多年的徐階。這位享有廣泛正面名聲的帝國重臣，並非出身於大戶人家。但是，當他擔任了十數年相當於帝國副首相、首相的官職之後，其遠離帝國首都的家族，已經成為當地擁有六萬畝——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應該是四十萬畝——土地並橫行鄉里的豪門大戶。由此導致了他與那位比他名聲還大的清官海瑞之間影響巨大的直接衝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國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機制，用來防止這種情形的出現，防止士紳變成土豪劣紳、官吏變成貪官污吏。於是，這種情形自然形成了一個無法醫治的週期性頑疾，成為帝國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們心頭永久的痛與揮之不去的夢魘。因此，縱觀中國兩千多年歷史時，我們才能夠看到一個大體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大亂和改朝換代，都與豪門大戶、貪官污吏大面積突破道德法紀底線的巧取豪奪、荼毒良善、貪婪兼併緊密相關。
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國開國皇帝採用鐵腕治理這個國家的根本原因。
這是一場真正曠日持久的戰爭，貫穿在朱元璋當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當它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時，便深刻影響了當時與後代社會。
在這場戰爭中，朱元璋的殺伐決斷、無所不用其極，稱得上駭人聽聞。而豪強富戶和帝國官吏，則在這場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博弈中，充分體現了前仆後繼的精神。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生命力，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於是，多種因素絞合作用，於波詭雲譎血雨腥風之中，註定了大明帝國詭異乖戾的命運。流風所至，令人扼腕嘆息。
朱元璋掃蕩豪門大戶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國建立之前，已經開始。
當年，劉邦定都長安之後，曾經把十萬天下大戶強制遷離本土，填實關中，是謂「強本弱末」之術。朱元璋傚法之，於公元一三六七年，消滅張士誠政權後，立即將一大批蘇州富民遷徙到他的老家鳳陽。八年後，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將十四萬江南富戶強制遷到鳳陽，以填實帝國中都。
據說，正是這兩次大規模遷徙，造就了鳳陽的乞丐大軍。
原因是，他們被強制遷徙時，只能帶走金銀細軟，並不許隨便離開遷移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動產或被收歸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從此，為了探親掃墓，他們只能化裝成乞丐，以逃荒要飯的名義，從鳳陽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習俗。那句歌詠鳳陽好地方的花鼓戲詞「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蓋源出於此。其中滋味，相當悲涼。（趙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一，「鳳陽丐者」）
沈萬三的故事，在我國民間廣為流傳，可以相當明顯地看出朱元璋對這些豪門富戶的態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榮，號稱天下首富。在各種記載中，少見其人劣跡，大約是元代極為活躍的國際、國內貿易中的一位商業天才。由於人們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敵國的，於是便傳說他手中有一個聚寶盆，可以源源不斷地生聚財富。據說，帝國首都南京城的城牆、官府衙門、街道、橋樑有一半是該人捐資修建的。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裡很不舒服。恰在此時，沈萬三為了破財免災，討好朱元璋，便自說自話地提出申請，說是願意再捐一大筆錢，供天子犒賞軍隊。結果，這個馬屁拍到了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卻要犒賞天子的部隊，必是污長犯上的亂民，其罪當誅。後來，多虧那位馬皇后講情，認為人家送禮出錢，本是好意，不該殺頭。且一介平民富可敵國，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會遭天譴。於是，皇帝終於開恩，免其死罪，將他全家遷徙充軍到了雲南。
此後，朱元璋還曾數次取天下富戶填充到帝國首都南京。這種強制遷徙與性質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續到永樂年間，據說涉及人口，累計達到了至少百萬人以上的規模。受到當代歷史學者們的熱烈讚頌。
與此同時，帝國實行了一項「糧長」制度。規定每一萬石稅糧為一個納稅區，由當地最富戶擔任糧長，負責稅糧的催徵輸解。這是實行「許拿下鄉官吏」之政策，割斷了政府官員們假借稅糧魚肉百姓後的一個替代性方案。朱元璋為此項發明相當得意，說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並且給予這些糧長們應該算是很不錯的優惠待遇，直至從中直接選拔帝國官員，甚至高級官員。以至於很多年後，大學者顧炎武還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說：「當時，父兄們經常教導子弟，做糧長比參加科舉考試還好。」
誰知，一些有財有勢的糧長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財與勢。他們想出的主意相當富有中國特色，比如，將自己及其親友們應當繳納的稅糧，分攤到納稅區的眾人頭上；比如，除了該繳納的正糧之外，再加上各種附加費，這些附加費的名目可以達到十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