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節選自1946年5月3日《正言報》的《南京為什麼成為六朝朱明的舊都》一文，今將原文的開頭和結尾附於本文的開始和結尾，方括號內文字即是。
【都邑的選擇，我是以為人事的關係，重於地理的。南京會成為六朝和明初的舊都，這一點，怕能言其真相者頗少。漢史之家，往往把史事看得太深了，以為建都之時，必有深謀遠慮，作一番地理上的選擇，而不知其實出於人事的推移，可謂求深而反失之。所以我在這裡，願意說幾句話，以證明我的主張，而再附述一些我對於建都問題的意見。】
南京為甚麼會成為六朝的都邑呢？其實東晉和宋、齊、梁、陳不過因襲而已。創建一個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當都邑創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際，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總是因仍舊貫的多，憑空創造的少，這是東晉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於宋、齊、梁、陳四代，則其政權本是沿襲晉朝的，更無待於言了。然則在六朝之中，只有孫吳的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孫吳為甚麼要建都南京呢？長江下流的都會，本來是在蘇州，而後來遷徙到揚州的。看秦朝會稽郡的治所和漢初吳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孫吳創業，本在江東，其對岸，直到孫策死時，還在歸心曹操的陳登手裏，自無建都揚州之理。然則為甚麼不將根據地移向長扛上流，以便進取呢？須知江東定後，他們發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剛進到湖北邊境時，曹操的兵，已從襄陽下江陵，直下漢口了。上流為曹操所據，江東斷無以自全，所以孫權不能不連合劉備，冒險一戰。赤壁戰後，上流的形勢穩定了，然欲圖進取，則非得漢末荊州的治所襄陽不可。而此時荊州，破敗已甚，龐統勸劉備進取益州，實以「荊土荒殘。人物凋敝」，為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舉襄陽之地而棄之（見《三國．魏志．齊王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其不能用為進取的根據可見。然吳若以全力攻取，魏亦必以全力搏擊，得之則不能守，不得則再蹈關羽的覆轍，所以吳雖得荊州，並不向這一方面發展，孫權曾建都武昌，後仍去而還江東，大概為此。
居長江下流而圖發展，必先據有徐州。關於這一個問題，孫權在襲取關羽時，曾和呂蒙研究過，到底取徐州與取荊州，孰為有利？呂蒙說：徐州，北方並無重兵駐守，取之不難，然其地為「驍騎所騁」，即七八萬人，並不易守，還是全據長江的有利。如此，才決計襲取荊州。
可見在下流方面，孫吳亦不易進取，而曹魏在這一方面的壓力卻頗重。原來劉琮降後，曹操要順流東下，不過一時因利乘便之計，若專欲剿滅孫吳，自以從淮南進兵為便。所以赤壁戰後，曹操曾四次征伐孫權（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從這一方面來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孫吳所以拒之者，實在今濡須口一帶。此為江東的生死所繫，都金陵，則和這一帶聲勢相接，便於指揮。又京口和廣陵相對，亦為長江津渡之處，曹丕曾自將自此伐吳，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與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顧右盼之勢，孫權所以不居吳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實在於此。此不過一時軍事形勢使然，別無深意。
東晉和宋、齊、梁、陳四朝，始終未能恢復北方，論者或謂金陵的形勢，欲圖進取，尚嫌不足，後來宋高宗建都臨安，或又嫌其過於退守，謂其形勢尚不如金陵。此等議論，皆太偏重地理，其實南朝之不能恢復，主因實在兵力之不足，當時兵力，南長於水，北長於陸，水軍之力雖優，足以防禦，或亦可乘機為局部的進取，然欲恢復中原，則非有優良的陸軍，作一二次決定勝負的大戰不可。
且身臨前敵，居於適宜指揮之地，乃一將之任，萬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孫權雖富有謀略，實仍不脫其父兄剽悍輕率之性質，觀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則初不能自將，居金陵與居臨安何異？
小國寡民之世，建都之地，要爭出入於數百里之間，至大一統之世則不然。漢高祖欲都洛陽，留侯說：「其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不如關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制諸侯。」此乃當統一之初，尚沿列國並立時代之習，欲以都畿之地，與他人對抗，故有此說。若大一統之世，方制萬里，都在一個政府統制之下，居長安與居洛陽，又何所擇？
然則政治及軍事的指揮，地點孰為適宜，必計較於數百千里之間，亦只陸恃馬力，水恃帆力之世為然。
【明初為什麼要建都南京呢？那是由於其起兵之初，還沒有攘斥胡元的力量，而只是要在南方覓一根據地，那麼自濠州分離別為一軍而渡江，自莫便於集慶（元集慶路）。太祖的取天下，其兵力，用於攘斥胡元者實少，用於勘定下流之張士誠、上流之陳友諒者轉多。胡元遁走以後，南方之基礎已固，又何煩於遷都？論者或謂明之國威，以永樂時為最盛，實由成祖遷都北平使然，此亦不考史實之談，論其實，則永樂時之邊防，實較洪武時為促。明初，北方要塞，本在開平（今多倫），自成祖以大寧畀兀良哈而開平衛摯孤，宣宗乃移之於獨石，自此宣、大遂成極邊。明初胡元雖退出北平，然仍佔據漠南北，為中國計，欲圖一勞永逸，必如漢世發兵絕漠，深入窮追，然度漠之事，太祖時有之，成祖時則未之聞。其後有也先之難，俺答之患，中國何嘗不都北平？
自中國歷代兵爭之成敗觀之，似乎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故論建都之地者，多謂北勝於南。而同一北方，則又謂西勝於東，汴梁不如洛陽，洛陽不如長安，此皆以成敗之原因，一斷之於軍事，而言軍事之成敗，則又一斷之於地理形勢，殊為失實。且有黃梨洲所見能與眾不同，他在《明夷待訪錄》上說：「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故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千金之子，倉庫匱篋，必身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弗都，是委僕妾以金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歟？」他知道天下之「重」，在財力，在文化，而不單在兵事，其識可謂勝人一等。
古人言治，首重風化。欲善風俗，必有其示範之地，以理以勢言之，自以首都為最便，故京師昔稱首善之區。昔時論建都者，多注重於政治軍事，而罕注重於化民成俗，有之者，則惟漢之翼奉，唐之朱朴，宋之陳亮。翼奉當漢元帝時，他對元帝說：文帝稱為漢之賢君，亦以其時長安的規模，尚未奢廣，故能成節儉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他主張遷都成周，重定製度，「與天下更始」。朱朴，當唐末亦說「文物資貨，奢侈僭偽已極」，非遷都不可。陳亮當宋高宗時，上書說：「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間，人物繁盛，固已甲於東南；而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一以講禮樂於其中，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台榭，以樂其生；干戈之餘，而錢塘遂為樂國矣。」窺其意，宴安鴆毒，實為不能恢復的大原因。三家之言，皆可謂深切著明，而陳亮之言，實尤為沉痛。有謀國之責者，倘不視為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