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梁啟超為「新史學」而倡導「史學革命」，其方向之一就是變史學的「帝王之學」為「為國民寫史」。所謂「為國民寫史」，不僅是歷史寫給國民看，還是歷史要為國民寫。百餘年來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就「為國民寫史」而言，離「新史學」追求之目標還相差甚遠。由電視台「名家講座」而帶來的「品三國」熱潮，以及報上對怎樣說史的討論，都不妨看作學術界為「為國民寫史」而進行的有益嘗試和探索思考。近日，中華書局重印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所寫的《三國史話》，可以為學界當下的嘗試和思考提供借鑒。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蘇北游擊區的江蘇文化社，組織編輯部籌劃出版圖書刊物。已故歷史學家楊寬先生當時在編輯部工作，便約請自己的老師呂思勉先生來寫一本歷史通俗讀物。呂先生想，要與歷史通俗讀物，漢末三國這段歷史是最佳的素材；因為人們所熟知的三國的史事和人物，大都來自《三國演義》，但是《三國演義》畢竟是一部演義體的歷史小說，人們從中獲取的歷史知識，或者用演義中的觀點來評說歷史人物，就會造成許多謬誤；而用通俗淺近的語言來講述三國歷史，既可糾正人們歷史觀念和知識上的謬誤，也能引起大家的閱讀興趣。
呂先生的《三國史話》，實在是他《秦漢史》的副產品，融入許多他獨特的研究心得。此次出版，附錄中還收錄了呂先生有關三國歷史的二十篇札記。讀者如能將這些札記與《史話》的敘述相互對照，或進而再讀他的《秦漢史》，就可以體會史家「說史」與演義體的歷史小說大不相同。
說史如「烹調」，評話家、文學家要刺激受眾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學家追求歷史的「原汁原味」，不僅不能多用「調料」，還要對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細加甄別。呂先生說：「解釋古事，批評古人，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不過要很謹慎，限於可能的範圍以內罷了。謹守著這個範圍，我們能說的話，實在很少。然在這些少的活中，卻多少見得一點事實的真相。其意義，要比演義等假設之以滿足人的感情的，深長得多。」我以為：糾正錯誤的歷史知識；揭示一些為人忽視的史事真相；說點意味深長的歷史意義，是這本《三國史話》的三大特色。
漢末三國這段歷史，需要糾正的歷史謬誤甚多，第一號需要辯誣的歷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記得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曾撰文力曹操「平反」，說曹操的所作所為實在繼承了黃巾起義的未竟之業，結果引起了好多批評的意見。其實，呂先生為魏武帝的辯誣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年，且立論、視角都不相同。呂先生說：政治本不是好事情，因政治鬥爭的需要而耍些陰謀詭計，原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手腕，我們正不必以此來評說他的是非功過。曹操在五十多歲時曾寫過一篇類似「自述」的《己亥令》，其中說道：（有人說我要篡漢，）要我放下兵權，回到武平去，卻是勢所不能的。一者怕離了兵權，被人謀害，要替自己的子孫打算；再者，我如其失敗，國家也有危險的；所以我不能慕虛名而受實禍。從前朝廷封我三個凡子做侯，我都力辭不受，現在倒又想受了。並不是還要以此為榮，不過要自己的兒子多建立幾個國家在外，為萬安之計罷了。呂先生說：讀曹操的《己亥令》，就知道他是一個老實人。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說話能夠多坦白。歷來的英雄，「遮遮掩掩，修飾得自己一無弊病的」，誰能像曹操這般老實坦白呢？而將他視為奸臣，則是受《三國演義》和說書人的影響。
其實，不光《三國演義》所敘的史事謬誤甚多，就是《三國志》的記載也有錯誤和不實，諸如此類的辯誣、糾錯、求真，在這本《三國史話》裡甚多：如曹操攻陶謙是否是為父報仇？孫策渡江襲擊許都的真實原因是什麼？赤壁之戰時孫權、周瑜、魯肅何以決心抵抗曹操？魏延的將略以及謀反降魏的真相？鍾會是司馬昭之心腹，何以有反司馬昭的野心？附錄中的《諸葛亮南征考》，專考《漢晉春和》有關諸葛亮「七縱七擒」孟獲的記載，作者認為：「攻心攻城，心戰兵戰，後世侈為美談，其實不中情實。」「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於南土，不過求其不為後患而止。……粗安粗定，自繫本懷。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為亮病，必欲崇以虛辭，轉貽致譏失實矣。」
《三國演義》的敘事，凡事好像都有「定數似的」，說兵謀、論軍事，也總是說得「如有神算」、「似有天助」。其實，天底下的事哪有這般簡單呢？呂先生的這本《三國史話》，看似平常無奇，其背後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訂的功夫，尤其是要糾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觀念，揭示一些為人忽視的史事真相。如論者多說，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呂先生則認為主要「還是因其政治清明，善於用兵」，和挾天子以令諸侯關係甚小。書中說赤壁之戰，「曹操固然犯看兵家之忌，有其致敗之道，然而孫、劉方面，也未見得有何必勝的理由」。再如官渡之戰，通常都說曹操是以少勝多，這自然也是事實。不過此役曹操也是孤注一擲，其兵謀也並非如《三國演義》所說的那樣「成竹在胸」。建安五年四月，曹操雖擊斬顏良、文醜，然並未傷及袁紹的主力。其後，兩軍相持四個月，袁氏充分利用持久之計，至八月才發起進攻，以至曹操軍糧垂盡，兵勢危急，寫信給後方的荀彧，想要退兵回許昌了。幸虧荀彧力主不可退卻。曹操帶五千兵偷襲屯守烏巢的淳于瓊，實也是「捨死忘生，拼個孤注一擲」。至於官渡戰後，形勢雖變為南強北弱，但要「說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舉而掃蕩袁紹，那還是不夠的」。曹操破陶謙、呂布、袁術等，前後不過兩三年；而袁曹交兵，前後共歷九年，可見「袁紹確是曹操的一個勁敵」。
呂先生說史，富有大局觀，而不斤斤於無關宏旨的情節渲染。書中說關羽之敗雖與其「剛愎而貪攻」有關，然「通觀前後」，劉備的心計太工和急於併吞劉璋不能不說是一個遠因。「倘使劉備老實一些，竟替劉璋出一把力，北攻張魯，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張魯既下，而馬超、韓遂等還未全敗，彼此聯合，以擾關中，曹操倒難以對付了。劉備心計太工，不肯北攻張魯、而要反噬劉璋、以至替曹操騰出了平定關中和涼州的時間，而且仍給以削平張魯的機會。後來雖因曹操方面實力亦不充足，仍能進取漢中，然本可聯合涼州諸將共擾關中的，卻變做獨當大敵。於是不得不令關羽出兵以為牽制，而荊州喪失的禍根，就潛伏於此了」。書中說後漢的動亂，特地指出這與西涼兵的強悍和涼州一帶民風好亂有關，而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其中實含有很深遠的民族問題、文化問題」。
我們估量一個人懂不懂歷史，往往以知道、記得史事的多少為標準，這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過去的史事，總要今人細心去體會才會覺得有意義、有用處。光以記得多少來衡量，實也不能算是懂得歷史。黃仁宇先生曾說：「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中國大歷史》）同樣，說史者如不厭其煩地探究清聖祖是「傳位十四子」還是「傳位於四子」，總想藉此說明一點道理吧，否則如「昨夜鄰人貓生子」一樣，記述它又有何益呢？所以，通過史事來說明事理，也是呂先生說史的一個目的。
比如，西漢所設的刺史，是專門用來監督太守一級行政官的，他們官位比太守低，資格比太守淺。用小官去治大官，這且不顛倒了政治上的秩序？當時人因此而有一番「刺史該不該改州牧」的議論（改為州牧，就算是太守的上級官，可用資歷較深的人去擔任）。這些歷史上的制度和議論，對於二千多年後的今人，有何價值和意義呢？呂先生說：西漢的刺史設置，仍有相當的價值，而當時人的議論則不足取；因為，行政與監督本為兩個系統，「行政官宜用資格較深的人，監督官宜用資格較淺的人。因為行政有時候要有相當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當的技術，這是要有經驗然後才能夠有的，所以要用資格深的人。至於監督官，則重在破除情面。要鋒銳，不要穩重。要有些初出茅廬的呆氣，不要閱歷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遠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慣了以為無足為怪。要他到處沒有認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際多了，處處覺得為難」。以現在的事情來比喻：「學校裡初畢業的人，文官考試剛錄取的人，宜於做監察官。在官場上辦過若干年事情的人，宜於做行政官。」
又如漢代的外戚問題，呂先生也有一番論述。他說：封建宗室，後來要互相攻擊，甚至對天朝造反，這是從封建時代就積累了長久的經驗，所以後來就不行封建了。外戚秉政，足以貽禍，其時經驗尚淺，以至於前漢為外戚所篡，後漢還是任用外戚。「一種不適宜的制度，人類是非經過長久的經驗，不會覺悟的」，「當一種制度的命運未到滅亡的時節，雖有弊病，人總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