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講「如何研究中國經濟史」。在講入正題之前，我先要闡述一下中國歷史傳統對經濟問題所抱一項主要的觀點，即是物質經濟在整個人生中所佔地位如何？經濟對於人生自屬必需，但此項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說，就人生對經濟之需要言，並不是無限的。經濟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稱此限度謂之是經濟之水準。倘經濟水準超出了此必須限度，對人生可謂屬於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經濟，我姑稱之謂是一種超水準之經濟。它既已超過了人生必需的限度，這便是無限度，亦即是無水準可言了。
低水準的必需經濟，對人生是有其積極價值的，可是不必須的超水準經濟，卻對人生並無積極價值。不僅如此，甚至可成為無作用，無價值，更甚則可產生一些反作用與反價值。此種經濟，只提高了人的慾望，但並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經濟無限向上，並不即是人生的無限向上。抑且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實別有所在。此一觀點，實乃中國人對於經濟問題之一項傳統觀點，其在中國經濟史之發展過程中，甚屬重要。我們要研究中國經濟史，必須先著眼把握此點。此亦中國歷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
中國以農立國，只有農業生產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準經濟中所應有之積極價值者。昔英國社會學家詹姆斯撰有《社會通銓》一書，彼謂社會演進之順序，首系遊牧社會，次為農業社會，再次始為工商社會。其實此說並非完全恰當，因由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後，農業仍不可缺。若一社會脫離了農業，此社會即無法生存。至於近代帝國主義下的社會，憑其超水準經濟來推進其殖民地征服，此項事實，不可為訓。
馬克思繼承詹姆斯之後，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業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主要在從工業生產中，指出一項剝削勞工的剩餘價值來。馬克思雖提倡唯物史觀，但其眼光所到，似乎並未看重到農業，亦未為此農業生產在他的理想社會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產社會所最感煩擾棘手不易解決的問題，亦即在農業問題上。可見近代西方學者論社會，論經濟，都不免太過側重於工商業，而忽略了農業，這實是一大紕繆。
中國又是是個大陸農國，物資供應，大體上可以自給自足。中國古人，似乎很早就覺悟到我上面所說低水準經濟之積極價值方面去。正為對於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於滿足，於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輕鬆地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大道。中國的人文主義，亦可說是人本位主義。因此中國歷史上各項經濟政策，亦都系根據於其全體人群的生活意義與真實需要，而來作決定。農業經濟，最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業，則頗易於超出此必須的水準與限度以外，而趨向於一種不必需的無限度的發展。如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般，人生似乎轉成追隨在經濟之後。經濟轉為主，而人生轉為副，這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的歷史傳統，常能警惕地緊握著人生為主而經濟為副的低水準的經濟觀。故談及經濟問題時，常特別注重於「制節謹度」這四個字。節與度即是一水準，制與謹則是慎防其超水準。中國人傳統意見，總是不讓經濟脫離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無限發展。此項發展，至少將成為對人生一種無意義之累贅。一部中國經濟史，時常能警惕著到此止步，勒馬回頭，這是一大特點。
故中國經濟的理想水準主在平。中國人言：「貧而樂，富而好禮。」此貧字，其實即是一低水準。由有富而始見其為貧。富者，則求能好禮。禮之意義，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國社會之人生標準，主要即在其求平而樂，其最終標準，則曰「天下太平」。
二
西方歷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時期封建社會崩潰以後，即產生了自由工商業。其實在中國，大體上，亦有此相似趨勢。當戰國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潰，社會上便興起了三種新勢力。直到漢代，其情勢甚為顯著。在太史公《史記》中有《儒林》、《貨殖》、《遊俠》三列傳。儒林傳中人物，屬於「士」之一階層，乃由戰國遊士演變而來。只是由列國分爭時代的遊士，演變為大一統政府下安心歸集於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勢力，在當時已幾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貴族的勢力，但亦只代表著其一部分之勢力而已。
其第二類則為自由商人，在戰國時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呂不韋以邯鄲大賈，位至秦相。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已駸駸乎超過封建貴族之上了。太史公《貨殖列傳》稱此一批人為素封，即指其憑藉財力來代替以往封建貴族在社會上之地位。雖沒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謂之素封。
其第三類為遊俠，此種人在西方歷史上並沒有相類似之發展。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遊俠之背景先近似於士之一類型，而終究則歸屬於工商業貨殖傳一類型中。不過遊俠所為，乃是專在營幹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業，故當時稱之謂「奸」。舉例言之，如入山開礦、鑄錢、燒炭、掘塚等。此類事業，都是結集群體勞力來從事違法的生產。太史公《貨殖列傳》中亦云：「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兼併，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其實皆為財用。」這一番敘述，已指出漢初遊俠行徑與貨殖中人之異途同歸了。
此三類人物，顯然就是古代封建貴族崩潰以後，社會上新興之三流品。當時惟儒林中人物，只在農村裡面半耕半讀，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賈遊俠，則無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會上佔有絕大勢力。但自武帝重儒生，開始組織士人政府，一輩士人所抱的觀點，乃在政府中活躍呈現，遂開始來禁絕遊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與西方歷史絕不相同之路向。正因為中國的士，尤其是儒家，他們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經濟觀點。此種觀點，當然導源於農村社會者為多，醞釀於工商城市者為少。由於抱有此種觀點的人物，出來站在政治上層作領導，遂使此後中國社會，乃別有一種頗為特殊的發展。茲姑舉先秦時代三本在後代最顯著最流行的儒書中所言，來代表當時中國人對經濟意見之一斑。
三
一、《論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兩語，在中國經濟史上，兩千年來，乃為國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論。即使我們把來用諸今日，仍覺切中時弊。我們也可說，20世紀在世界並不窮，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們當知，若專從經濟著眼，一切仍只以經濟為主，則此後世界將永遠無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語，雖說的是經濟，但主要著眼處則並不在經濟上。
二、《大學》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處之所謂德，即是《大學》開首所謂明明德之明德。人類有此明德，才可相結集。人之結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則不患財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則與此正相反。因於財用觀點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斲喪明德，這就本末倒置了。《大學》此幾句話，亦與近代人提倡的戶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認為須有足夠的土地，才能維持適當數量人口的生計。因此人口數量不該超過有限土地所能承擔的生產力。在中國過去社會，此項理論殊不適用。因過去中國是一大陸農國，人群和合了，同時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財用充裕了。因此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這一番理論，貢獻給此下中國作為一種傳統的經濟政策之張本，我們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聖人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二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主張，我們的物質慾望不可超過現有的物質限度。當然現有的物質限度亦須能適應現有人之物質慾望。在此兩者間，須能相互調節。使人的內心慾望與外在物質生產，雙方相持而長。荀子此番話，亦是一種人文本位的經濟理論。可以說，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文本位為立場，或說是以道德主義或禮義主義為立場的。人生的慾望，本可無限地擴張提高，但慾望無限提高，並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質經濟常追隨於人生慾望之後，而亦求其無限提高，此將使人生永成一無限。無限向前，卻是無限的不滿足，與無限的無休止。此將是人生之苦痛與禍害，決非人生之幸福與理想。故領導人向前者，應屬之於道德與禮義，不應屬之於慾望與經濟。人之種種慾望與物質經濟，同須受人生理想與道德之領導。
四
此項理論到漢代時，又出了幾位有名人物如賈誼、晁錯、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負與經濟理想，大體言之，均是因襲上述儒家思想而來。我姑舉董仲舒所言以資證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當知社會決不能絕無貧富相差，但當使富者僅在社會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他們在社會上貢獻比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