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講「如何研究中國社會史」。
大凡一個國家或民族，能維持一長時期的歷史，到數百年或千年以上，並能有繼續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即此可證此國家與民族，必有其一番潛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獲得此項成績之主要原因，為其歷史發展與進步之所以然。我們最要者，當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會，以尋求此潛力所在。關於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講過，此講繼論社會。中國社會堅韌性最大，持續力最強，故能延續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傳統。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故即就目前世界論，中國社會依然最廣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
社會一詞，亦是外來的新名詞，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鄉的觀念，在中國一向極受重視。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於社會重要性之認識。但西方人注意社會問題，則系近代的新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張把社會形態來劃分歷史進程。他把西方社會分別為三形態：一曰奴隸社會，二曰封建社會，三曰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把此三種社會形態來配合於西方歷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說，上古希臘、羅馬時代是奴隸社會，中古時期是封建社會，近代則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他並推翻此後則必然為共產社會無疑。馬氏的唯物史觀及其共產主義之理論及預言，固為一般西方人所懷疑，且多持異議者。然西方史家終亦無法否認馬氏所指出的社會三形態。因馬氏所言之三形態，乃根據西方歷史之已成事實歸納來說，並非向壁虛構。
但就我們東方人看法，則馬克思之歷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彼所分別之社會三形態，是否可運用之於中國社會，則確系一大疑問。本人在首講中，已指出任何一國與一民族之歷史，必然會有其特殊性。我們決不認為世界人類歷史，乃遵循同一軌道演進，而相互間可以更無異致者。不幸的是，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在辛亥革命前後，大家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只是一個專制政治。自五四運動前後，大家又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只是一個封建社會。此種說法，只是把中國歷史硬裝進西方觀念中，牽強附會，實際毫無歷史根據可言。我在此講中，擬扼要指出兩點歷史事實，來證明中國社會決不能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相提並論，以摧破近代中國人此番無據之讕言。
我在上次已說過，西方封建社會乃起於北方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此時不僅在上無一個統一政府，連地方政府亦無法存在。社會上各自投靠依附於較大勢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層築起了一種封建的架構。我們通常說，西方封建社會中，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自經濟觀點言，貴族即大地主，平民則是地主屬下所統轄的農奴。但在中國歷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終有一統一政府。統一政府之下，並有郡縣地方政府。是否可說那時社會上的知識份子即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中之那輩大地主？中國社會知識份子固亦有擁田產收田租者，可是在他們田產上從事耕種的民戶，是否亦相等於西方封建社會下農奴的身份？首先中國社會知識份子，並非即是封建貴族。其次絕大多數農民，都系屬於統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則如何可說中國社會即相等於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呢？
西方封建社會之地主階級，是世襲的貴族。但中國歷史上之土地兼併，則系民間一種自由買賣。一輩士人經選舉或考試，獲得政府職位，借其俸祿所入而購置些少田產，自屬在所不免。但此等地產，並無明定世襲之權利。往往傳經一兩代之後，又轉為他人所有。而且中國歷史上之知識份子及士大夫階層與其耕戶，同樣都受政府法令統制。在經濟上，貧富自有差異。在法律上言，則無顯著之身份分別。國家對於裁抑兼併及平均地權，屢有新法令之規定與措施。如何說中國秦代以下的社會，便與西方封建社會相同？
再就另一點言，我們都知西方封建社會之崩潰，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產階級在城市中興起，因而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替代了封建社會而興起。但中國歷史上之城市，頗多綿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長時期。即如廣東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設三十六郡時，番禺即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兩千年前。又如江蘇省之蘇州，即吳縣，此城在春秋時為吳國首都，直傳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歷史。此外如春秋魯國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歷史存在。諸位讀西洋史，當知城市不在封建社會系統之內。近代西方城市興起，在西方史家有許多專書敘述。但中國歷史上之城市，則同時為政治與工商業之中心。而在春秋時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護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魯昭公十六年，晉卿韓宣子欲向鄭國取回一對玉環之一，但鄭子產告以此環乃在賈人之手，政府無權向之索取。韓宣子又欲直接買諸商人，子產又告以鄭國政府無權過問而作罷。舉此一例，自由工商業在春秋時已存在，戰國以下更不論。上面有統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業，試問在此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如西方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產生之可能呢？
惟其中國歷史是一貫綿延從未中斷的，因此中國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歷史綿延，為數甚多。遠在春秋時，城邑可考者當達兩百左右，其間則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長時期存在者。自秦漢推行郡縣制，每縣必有一城為其治所。漢元帝時，縣邑一千三百餘，此一千三百餘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絕大多數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遷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經過不少次之改修與新建。要之，這些城市，不僅作為一政治中心，同時亦是一工商業中心。環繞著它的四鄉，即憑此作為一物資集散之樞紐。此和西方中古時期之城市，獨立於當時封建系統以外者大不同。
論到中國城市之商業情況，在戰國時，齊國首都臨淄，已有居民七萬戶。論其口數，應在三十萬以上，或可達五十萬。如唐末黃巢之亂，廣州一城死於戰亂之番胡，為數有十萬之巨。又如宋代金烏珠（兀術——編者注）南侵，蘇州一城死者達五十萬。至如揚州城，自唐迄清，始終為一大商業中心，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可想像其市場繁榮之一斑。至如歷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漢之長安、東漢之洛陽，南北朝時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陽。唐代之長安、洛陽。宋代之汴京、臨安。遼、金、元、明、清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業之旺盛，皆有史冊可稽。如謂此等城市，乃是散佈在封建社會中，而能相互融為一體，試問可有此說法否？在中國歷史上，中國社會和西方封建社會比較最多相似處，似當在蒙古統治下之元代。但我們若一讀馬可波羅之東方遊記。便可感到即在元代，東西雙方社會情形之仍不相似處。無怪西方人讀馬氏書，要認他為信口開河，像神話一樣地不真實了。
二
上面只說了中國傳統社會決不如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來破近人之讕言。但中國社會究是何等樣的社會呢？有人說，若非封建社會，則定是奴隸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了。我們當知中西歷史並不定限在同一軌道上前進，中國歷史有中國歷史之特殊性，中國社會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學問，喜創新名詞，但西人所創名詞，未必即適用於中國。我們若問中國社會究是何等的社會，我們只能自鑄新詞，再作解釋。若一味抄襲，把中國社會說成為「亞細亞式的封建社會」，或「前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等等，如此牽強比附，終無是處。我認為中國社會之最特殊處，便是在中國社會中同時有士、農、工、商之四民。若我們必為中國社會定一名稱，則不如稱之曰「四民社會」，較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為特色。其他社會中，很難找出和它同樣的流品。春秋時，中國社會尚顯分貴族平民兩階級，但在此時，士之一流品已漸興起。士、農、工、商四字連用，始見於戰國時代人書中。自秦以後，中國古代之封建貴族已全崩潰，於是四民社會遂正式成立。我認為直到今天，四民社會一名詞還可適用。
但歷史常在變動中。秦以後兩千年來，中國社會不能沒有變。我試就此兩千年來之中國社會再為劃分，其最重要的劃分標準，則乃側重在社會中士的地位之變動上。就中國歷史大傳統言，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並無大隔閡。其主要關聯，則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會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組成分子。中國向稱耕讀傳家。農村子弟，勤習經書。再經選舉或考試，便能踏進政府，參與國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我將試照中國歷史上關於此一方面之變動情況，來為中國社會再細加劃分，約略可有下列之數時期：
一、遊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壞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朝秦暮楚，所謂「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寧處，以期行道得志於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爭鳴。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