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紀之末，我們平心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成見，並以近十餘年來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出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看世紀之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之下，我們難免也有一番覺今是而昨非的檢討。就以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自孩提，可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世凱有正面評價之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也可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餘生中，歷經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後，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以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余終覺人類也只是脊椎動物之一種，聖賢、禽獸之分，那有若斯之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之，聖賢、禽獸往往卻適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下數百萬言，近年述而作之，蓋亦在十萬以上。袁世凱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語雲「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如余之為汪精衛惜也。二人一為「能臣」，一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節出入，縱有可議，皆無傷傳世之名。二人之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之失足，實由於身邊那個才勝於德，做宰相大夢，而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凱之失足，則由於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如出一轍也……。袁家騮教授向我歎息說：「實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別無足述，而其人又無行。晚年竟以好「男寵」而破產破家，貧困以終。項城一代梟雄，而敗在這麼個敗類的兒子之手，也真是窩囊之極。楊度此人則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想之反覆無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懸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 Tank所誤，不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複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歎。
古德諾的一陣東風
前章已簡略言之，袁世凱鬥垮國民黨之後，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位，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罷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適時地提出了一篇「帝制優於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袁總統就真的訂製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麼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advisor）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鬥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一八八七—一九八五）。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一八八一—一九五八）。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塗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麼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鬥爭」了。
不學美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裏就曾提過，辛亥前後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裏，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
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採用總統制，後改為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於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後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係，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採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並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並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刺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裏的美國書獃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其人其事
古德諾出生於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地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聖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僕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歷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於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於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的片言隻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總統制的辯護士
上節已言之，古氏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於美國南北戰爭中的「貝比」（ba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