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孫中山先生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二次革命」，時不旋踵，便全軍盡墨，一敗塗地。它的過程為時雖短（未出兩月），卻是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話怎說呢？原來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而這個民國的建制卻是以美國模式作標準的。不幸這個「二次革命」的爆發，卻標誌著這個美國模式的徹底「流產」（注意：不是「破產」，後節再漸次加以說明）。
我們要知道，中華民國的國體採用美國模式，原是當時新派人士——也可用個後來的名詞叫做「進步人士」吧——他們包括全部的革命黨，和絕大部分對帝制絕望的「君憲派」，甚至包括梁啟超也在內的原先「保皇黨」的骨幹，都已一致認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發之後，這個全國一致的「共同願望」（National concensus），就頓成泡影了。
有許多革命理論家，可能不承認上述諸派（革命派、君憲派、保皇派……）的認知，可以反映全國人民的公意，因為當時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之眾，上述數派知識分子人數有限，哪能代表全國人民呢？殊不知，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讀者賢達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際，正是我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從帝制中國，邁向民治中國，轉型運動的啟蒙期。在這啟蒙期中，那佔全國人口八○％的農民只是個「沉默的多數」（silent majority）。他們對所謂「國體問題」，還不具備有發言的智慧（wisdom）和機運（chance）。那時能夠站起來說話的，只限於少數受有足夠教育的所謂知識分子……。我們大致也可給他們戴頂帽子叫「吵鬧的少數」（a quarreling minority）吧！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今日海峽兩岸的情況，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是轉型進展中的「階段問題」，階段不到未可躐等也。我們不可犯史學上所謂「現時觀念」的錯誤。在「二次革命」前，這個吵鬧的少數（肯定不會超過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對美國模式的國體問題，原有其共同認知的。不幸這項共同認知，卻被「二次革命」革得煙消雲散就是了。
對共和國體的認知
事過快百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這個美國模式從興中會開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正式誕生之時，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萬靈法寶（magic wand）。先知先覺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據此靈藥丹方，再採納點亨利喬治的「單稅法」加以修正，並加配點傳統中藥（言官制和科舉制），乃「發明」了他自許有專利權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他老人家其後棲棲遑遑的搞了一輩子，直到臨終之時，在病榻之上還要慨歎「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並苦口婆心地囑咐：「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見＜總理遺囑＞原文）在孫文主義的各種著作裏，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對本黨同志的談話和通訊中，中山都不斷地慨歎他的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們沒有決心去實行他的主義的緣故。其所以然者，實在是黨員們知識水平太低。要實行一項新的政治體制，先得有認識這項體制的知識，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孫公也隨之創出了他的「知難行易」的孫文學說來。（詳見中山著述中的《孫文學說》；參見拙著＜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等文，載《晚清七十年》，卷五，第五、六兩章。此篇從略。）
我們讀近代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學論學，孫公這套頗有原始性的「反傳統」學說（我國儒家的傳統學說是強調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實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書特書的。可是比他年輕而調皮的胡適，後來曾調侃他說：「知難行亦不易。」（胡撰此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權論集》。）胡適此言雖屬戲語，但是那也是從實踐經驗中所總結出來的概念啊！君不見，民國初年那批黨人和政客，胡適口中所謂「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們對所謂「美國模式」，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認識，但是實行起來，何以顯得若是其難也？這項知與行的問題，就要發人深省了。因為中國能否採行美國制，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的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哲學上知和行的問題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雲的臺灣政壇，當道的風雲人物，不能說對美國模式認識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哪裏又真像美國呢？相反的，今日表現在臺灣的議會裏的拳打腳踢，倒與民國初年的北京極其相似呢！真是血濃於水。
【附註】在中國傳統思想史裡面，從孔、墨、老、莊到程、朱、陸、王，有關知和行的問題，原是一樁爛仗打不完的哲學官司。近代中國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於唯物論的學者們，把西方的認識論（Epistemology）那套洋東西搬到中國來，再把它一分為二，搞出個唯心、唯物兩大宗派來相互詆罵，官司就愈來愈複雜了。近代有名的鄉建派教育家，我的鄉前輩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濬，由於相信王陽明「知行合一」（唯心主義）之說，改名陶知行。後來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響，發現「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唯物主義）的「真理」，乃又顛倒其名為陶行知。其實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後行呢？還是行而後知呢？他本人一輩子也說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把傳統的「唯心主義」的「知易行難」，根據他自己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而顛倒之，你能說孫中山就是個共產黨嗎？胡適調侃中山說：「知難行亦不易。」這也是胡適根據他自己實踐經驗所下的結論。胡適當然更不是個唯物主義者。其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光輝照耀之下，上述那種哲學官司都只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詭辯，不值得過分認真；更不能利用它來解釋社會發展史。
民國史的發展自有其「客觀實在」
其實哲學上的認識論原是一種玄學，在社會科學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宰人類智慧的魔力。要解釋民初的歷史現象，我們還得從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入手。社會史學上有一種「必然論」；辯證史觀裏叫做「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胡適派的實驗主義者反對這項假設，甚至說客觀實在只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她怎麼打扮，她就怎麼打扮，既不客觀，更不實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處有疑，我們倒想問問，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裡面，有沒有個「客觀實在」，存乎其間呢？在億萬華族同胞讀者之前，我敢於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廣，簡直就是一個萬流歸宗的東海大洋。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它正在不聲不響地等著我們那通過三峽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湧入它的懷抱，而天下太平，化險為夷呢……。這個大洋，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形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胡適不承認「客觀實在」這個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於地下，他卻無法否定「民治時代」在將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必然性」。歷史發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麼一個歷史哲學家又怎能否定「客觀實在」的「存在」呢？胡適之所以對「實在論」的全盤否定，實在也是他自宥於那些實驗主義的教條而不能自拔的緣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只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