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六集電視片《河殤》播出後，社會反應強烈。人們所感受到的衝擊，既來自它那宏觀、深刻、真誠的歷史文化的反思；也來自它那思想與螢幕聲畫形象的有機結合。它的創作者們認為自己在嘗試實現政論與電視藝術的聯姻。這可能意味著一種新的藝術體裁的出現。我們願意給它以雙倍的重視；因為這是一次電視界與思想文化界、作家的富有創作性的合作。
以下選登的，是六月卅日本報藝術部召開的討論會上的發言，來經本人審閱。
金觀濤（《河殤》顧問）：
《河殤》的播出，在全國知識分子和廣大電視觀眾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也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和內心震動。我深感一條，中華民族在現在這個時候，是如此地需要思想，正像乾渴的黃土地需要甘雨一樣。而這作為知識分子和理論工作者原來是忽略的。
我們總有一種想法，因為搞理論過於艱深，搞文化反省那麼複雜的向題，歷史問題、哲學問題、文化弊病的問題、我們怎麼走過來的問題，老百姓是不可能想這麼複雜的向題的，老是把文化的研究、理論的探討，停留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圈子裏。中國近代史，甚至可以說世界史，大多是關於文化的創造，歷史的反省，最初也都是局限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圈子裏。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非常明顯的。在知識分子圈子形成了某些「思想」，然後再影響到大眾中間去。人民需要思想。理論家要和人民一同來思想。這個來自人民的思想，只有再回到民間去才能產生改造社會的力量。對這點我們以前估計不足，《河殤》使我深有所感。《河殤》在進行新的創造，屬於新的文化運動。以往的思想啟蒙運動傳播的媒介全都是文字、書報、雜誌。目前中國正好碰到了「五四」以後又一個偉大的啟蒙時代，它恰好以電視媒介這一新的形式干預進來了，使整個民族一起通過這一媒介共同創造新文化，來反省歷史。由此我深感對於《河殤》劇組，對電視工作者以及想到創造新文化的那些知識分子，有一種很重的責任。因為這是一種大的文化，它直接在影響著歷史和人們的觀念，我們要非常負責，如履薄冰。如果我們再犯錯誤，可能就是歷史性的錯誤。反之，正確的東西，也將會推動歷史的前進。從這點看，《河殤》應該從科學的層次、更高的層次上，從歷史對我們的要求上，再來反省我們的工作，看看是否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了。就像馬克思講的，站在科學的門口，就像站在地獄的門口一樣。我們是不是具有這樣一種徹底的精神？我希望《河殤》劇組能以這樣的精神攝製出更好的片子。
何西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所長）：
一、我看電視，從來沒有受過這麼大震動。《河殤》站在當今思想界的最前沿，對此，我們應當給予高度的重視、充分的評價。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十年來知識分子的思考，就不可能有《河殤》這樣的片子。前者是後者的思想源。《河殤》對它的思想源的概括需要有膽，更要有識。另外，它具有一種理性的魅力。除了打動情感，它主要撞擊在人們理性思維的層次上。哲學思想與形象結合，產生了一種通常很難產生的效應。所以，這是一個創造，也是思想界與人民交流的一種恰當的形式。片中許多很尖端的理論問題都能撞入普通觀眾的心裡。
二、《河殤》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深沉的使命感、責任感、憂患意識。打動人靠的是這些。編導與人民的心通了，找到共鳴振動，情緒感情一下子就調動起來了。這是一種最可貴的精神，但現在文學界有所喪失。「玩文學」、「玩評論」的現象很普遍。當然，這種憂患意識、責任感、使命感不論在哪個領域裡碰的釘子都不少，決不是坦途，搞不好要翻船。這使很多人退縮了。在這點上，《河殤》使我感動。許多話一講就講到人們心裡去了。有的地方我可能不完全同意，但看的時候被它那思想和感情的洪流捲進去了，一同進行思考。它在觀眾中產生了很大的震蕩，看了以後有一種危機感，感到壓抑，但壓抑是奮起的前奏。沒有危機感就不可能奮起。《河殤》達到了電視藝術迄今為止的最高點，靠著它的理性和思考，打動了不僅一個層次的觀眾。我相信，它一定站得住，並且一定能站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裡。
陳鼓應（美籍華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從臺灣到美國再到大陸，看了四十多年的電視，這一類反映社會問題、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的作品，在美國是沒有的，臺灣近幾十年的現狀也很嚴重悲慘，可是也沒有過這樣的片子。美國、臺灣以及西方社會，學術、文化教育水平很高，但他們的電視把人的智能降得很低，使人的智力、思考平庸化。我是偶然看到《河殤》中《靈光》這一集的。可惜節目的時間非常不利，最近電視節目打開就是唱歌，黃金時間全被佔了。（與會者插話：《靈光》放完了是第二天零點三分。）我看完後，被衝擊的程度一直到站不起來。近幾年讀了許多論文，發覺大多是一種思想模式，連語言都非常生硬，但《河殤》卻是散文詩一般的作品，使得豐富的理性與形象結合超來，達到一種非常高妙的境界。我們應感謝中央電視臺領導，並向他們致以敬意，他們以很開放的心胸，把《河殤》貢獻給觀眾。我回到國內後的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學人、知識分子的地位這麼低；而且，有了意見也發表不出來，除非做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青年人就更困難。所以積鬱的思想一下子迸發出來就容易流於情緒化。而《河殤》是非常理性地、冷靜地提出了問題。由於它有自我批評精神，對中國、中國知識分子．影視界以及中共的形象都會很好。
閻曉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大眾傳播媒介應鼓勵人們介入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要給出空間，才能使人民有參與國家社會生活的機會。這不是開綠燈，而是打開參政、議政的渠道，使人民和政府溝通，使一些思想明確、觀點鮮明的意見有出臺機會。關於《河殤》，我認為它的再思考具有一種凝聚力量，它不是盲目地鼓動情緒，而是理性的分析批判。中國歷史漫長，腐朽的原因很多，僅僅用地緣政治學、經濟學的觀點去解釋，也許不夠充分，應從多方面找原因。
黎鳴（民政管理幹部學院）;
《河殤》是「應運而生」的，所以它才有強大的震盪力。我說的「運」就是當前我們的文化背景。當前的文化背景有什麼特點呢？這使我想起《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一書中的一個詞，叫做「庸人的文化」。在感情上，我們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這個詞，但是冷靜地看一看，就會發現，確實有某種東西彌漫、浸透了我們的生活。到處都可見到迪斯科「文化」、氣功「文化」、打牌下棋「文化」等等，形成「熱點」，此起彼伏。我們真的可以並有能力坐享其成了嗎？現在，我們上上下下全都承認了改革已經到了一個風險比較大的關口，中華民族要又一次闖關了。那麼風險何在？僅僅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嗎？不是！如果那樣認為就錯了。社會改革絕對不是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可以獨擅的。所以我希望經濟學家們冷靜下來。比如「價格改革」並不在於要政府去調整價格，而是通過價格改革來改變它所決定的機制，那麼，既然目的是改變機制，為什麼提出一個「價格改革」的口號？這實際上造成了一種上上下下的誤解。《河殤》的意義在於它在此時重新提出問題，對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重新分析，並再次思索：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河殤》振聾發聵，它使許多悲觀麻木的人重新去思考問題，我們很需要真誠、嚴肅、一針見血地提出問題，但過去宣傳媒介很少提供這樣的機會。這次《河殤》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使我們看到了希望和可能性。
崔文華（北京廣播學院）：
中國電視隊伍具有一定的草創性，老一代由於固有的思維模式，在電視裏做到的、想到的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一定意義上落伍了。電視應該掌握在最具有現代文化觀念和文化思考的人的手中，而不是不很稱職的人的手中。中國電視應該與菁英文化層次搭界。菁英文化也應有積極的參與意識。六億電視觀眾，這對於過去的文人學者是不可想像的，思想界應該重視這個事業。《河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方向，展示了電視的一種可能性，而我們對這種可能性的認識還只是剛剛開始。
張顯揚（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研究所）：
《河殤》對中國民族的歷史和現實作了刻骨銘心的反思，帶有悲劇色彩。它用視聽藝術表現出一種新的世界觀。我們以往在思考反省上思路狹隘。比如對「文革」的反省，常常只推到一九五七年，並僅僅局限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許多問題不能放在一個大跨度上去看，座標體系不清楚，怎麼看得清？在時間上僅僅從鴉片戰爭去追溯也是不夠的。比如，不把它放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拒絕商品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上看，是極難看清中國的問題的。今天中國人需要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否則危害不可想像。同時，《河殤》從單一的倫理思考變成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