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 謝選駿 遠志明
人的血液是紅色的。
幾乎所有動物的血液都是紅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規定為紅。原始人在死者的遺體上用鐵礦石塗上紅色，以此召喚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藍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們曾經堅信，這神秘的蔚藍色描繪著整個宇宙，它是宇宙的顏色。
僅僅在二十多年前，當人類第一次離開地球，在太空中遙望自己的家鄉時，他們才驚訝地發現，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體中，唯有我們人類的家園——地球，才是一顆蔚藍色的星球。
（推出片名：第六集 蔚藍色）
生命的星球是蔚藍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氣和水，使地球成為蔚藍色的星體。
覆蓋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藍色的。
大海本來就是生命的故鄉。在地球的突變中，大海曾經庇護了人類祖先的生命。後來，當人類重新回到陸地時，他反而不適應了。在強迫自己適應大陸環境的過程中，人類創造了文明。
復活節島上的這些謎一樣的石像，告訴我們一萬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躍著一個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這些今天看起來簡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類從陸地上又重新載回海中。是什麼信念支持著這些原始人去橫渡至今使人視為畏途的大海的呢？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動，同哥倫布和麥哲倫那創立人類新紀元的偉大航行之間，我們能不能聽見人類命運的宏偉旋律呢？
正是由於這種持續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類的文明才分成了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兩大單元。
這是一個瀕臨西太平洋的國家，同時，它又雄踞在歐亞大陸的東部。它的軀體是黃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樣拱起的大河，也是黃色的。
我們看到這條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木船，就彷彿看到了遙遠的中華文明的源頭蕩漾著蔚藍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話時，來自黃河中游黃土區的內陸文明，已經在不斷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區了。今天，我們還能從黃帝大戰炎帝和蚩尤的故事裡，聽到這歷史深處的朦朧聲音。
後來，周朝對殷商的征服，證明這股來自內陸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到了戰國晚期發生的楚敗於秦的史詩般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小麥作食糧、用戰車作戰、並且是受到了遊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響的黃色文明，最終戰勝了以大米作食糧、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戰、並且是受到東南亞和太平洋文化影響的蔚藍色文明。
這個內陸文明的歷史性勝利，是無論屈原那種搶天哭地的悲歌，還是西楚霸王那種地動山搖的反抗，都無法遏制的。
蔚藍色的隱退，埋伏下一個民族和一種文明日後衰敗的命運。
太平洋那千古不息的藍色波濤，一直在默默地召喚這個躺在大陸上的古老民族，偶爾也引起過它的激動，把它的航船一直牽到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然而，蔚藍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黃色的土地來，畢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黃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奧秘，就在於儒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逐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達了內陸文明的生活規範和理想，它在東方封建社會的盛期，顯然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單一的思想統一削弱了多元的發展，古代生活中豐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幾縷細細的清泉，淌到內陸文明的黃土板塊上，立刻就無影無蹤了……
當內陸文明在華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時候，蔚藍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早在古希臘時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隨著雅典的海上權力一同興起的。海權導致了民主革命。
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前提，也正是歐洲海外航線的開闢。從十五世紀開始航行於海天之間的那些帆船，既揭開了世界貿易和殖民活動的帷幕，同時也運載著科學和民主的希望。蔚藍色就靠著這小帆船，獲得了現代世界命運的象徵意義。
於是，廣大的東方市場和美洲新大陸，使小小的歐洲幾乎一夜之間成為暴發戶。
橫渡大洋需要又堅固、又龐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這樣的船舶需要數學和物理學，需要技術與科學。於是，一六三六年，伽利略發表了《新科學對話》。這場「對話」，就是在造船廠舉行的。
英國首先由海外貿易獲得巨大的利益，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也促進了自由思想的普及。於是，首先在英國發生了克倫威爾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六五一年，克倫威爾頒布航海條例。一六九○年，洛克發表《政府論》。自由貿易論成為資產階級的口號和原則。
資本主義轉動著工業革命和自由貿易這兩個輪子，開始了偉大的飛躍，開始了科學與民主的雙重歷史大合唱。
這一切，都與海洋息息相關。
中國這時候在幹什麼呢？
當麥哲倫正航行在他的環球航線上時，明朝嘉靖皇帝因為日本貢使打架，開始正式「閉關」。
公元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發表了著名的《國富論》。就在這本書中，他宣佈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停滯了。他說；停滯是由於不重視海外貿易，閉關必趨於自殺。
可惜，這些話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及時聽到。
終於，當虎門碼頭燒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開了恥辱的中國近代史的時候，中國同西方之間，已經隔著一條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了。一個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蔚藍色文明，同一個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黃色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無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堅船利炮馬上就讓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們領教了蔚藍色的強大。於是有了「洋務運動」，有了「中體西用」。
洋務派大臣們買回來了威力強大的鐵甲軍艦，辦起了一座座兵工廠。位於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廠，在掌握西方技能方面遠遠超出日本。一八七○年左右，俄國人參觀遠在中國西北的蘭州兵工廠時，為那裏製造的槍枝質量之精良感到震驚。甲午戰爭開戰時，中國的軍艦數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清王朝先敗於法國，再敗於日本。甲午海戰失敗的最直接的原因，竟是由於一個腐敗的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裏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開的中國艦隊，臨戰了還不知到底應該聽從誰的指揮。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了，腐敗的制度所導致的必然失敗，並不能靠技術來挽救。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國學習海軍的留學生嚴復，日後並沒有去當一名戰艦指揮官，而是成了思想啟蒙家。
嚴復從對西方的大量觀察中發現，歐洲文化的偉大成績就在於發揮個人的潛力，提供了一種社會契約。這種契約能使競爭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於促進社會變革。同樣，通過利用個人的「意志力」——一種人類的「浮士德」和「普羅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文化。
然而，當嚴復參與其事的百日維新慘敗之時，日本的明治維新卻成功了。當這位中國近代的偉大啟蒙者在封建勢力的打擊下，一步步放棄改良思想，最終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懷抱裏去的時候，他在英國海軍大學的同學伊藤博文，卻連任日本首相，率領這個島國迅速跨進世界強國之林。
嚴復乃至近代許多偉大思想先驅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劇命運，似乎都證明了，即使最優秀的中國人在革命和激進了一陣子以後，到頭來卻擺脫不了退回儒家的歸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國文化熱」的大討論中，人們依然在繼續著中西文化優劣的百年未決的爭辯。無論是「全盤西化」的一派幻想，還是「儒家文明第三繁榮期」的一廂情願，一切都彷彿還在原地踏步。難怪有的青年學者這樣感嘆道：巨大的文化財產變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優越感變成了巨大的文化負罪感，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巨大心理障礙。
變法之艱難，或許就難在我們總在擔心「中國人還是中國人嗎？」我們似乎並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裏，不論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還是啟蒙運動，西歐人至少從未擔心過，在改革之後是否會變成不是義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了、不是法蘭西人了。唯獨在中國，這是最大的忌諱。
這或許正是那黃色文明的沉重之處和淺薄之處！
兩千多年前的哲學家莊子，給我們講過一個寓言：
黃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漲大水的時候發現自己很偉大，居然兩岸之間分辨不清牛馬。他盡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見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事北海若告訴他，不能和井蛙談論大海，因為它只知道自己那點小小的地盤，無法想像大海的博大。而現在，我的河伯，你終於走出了壅塞的河道，看見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