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張鋼 蘇曉康
十九世紀中葉，當資本主義所召喚出來的大工業正在歐洲方興未艾之際，一個猶太人已經在大英博物館裡解剖它的秘密，宣告它的死刑了。
馬克思在審視資本這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的怪物時，一邊用雙腳把大英博物館的地面蹭出兩道深印，一邊在構想未來社會的輪廓。
這位偉大的導師是很謹慎的。他只對未來勾畫了一個藍圖。他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財富充分涌流，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勞動的消耗不再構成商品的價值，因此商品貨幣關係將退出歷史舞臺。
一九一七年，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便似乎宜告馬克思構想的這個未來社會已經在俄國出現。然而，當時俄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農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九，工業產值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七。於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就同列寧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
這位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堅持馬克關於歷史不能跳越其必要發展階段的思想，不主張過早奪取政權，認為對社會主義的急於求成，會使經濟遭到最慘重的失敗。
普列漢諾夫的懷疑，雖然被十月革命的勝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寧的挑戰，卻並沒有被歷史所淹沒。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而獲得成功，這個普列漢諾夫劃出的巨大問號，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纏繞著社會主義陣營。
鐵腕的史達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剝奪農民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強行高積累，竟使蘇聯工業獲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飛速增長。反對他這種作法的布哈林，則被當作「人民公敵」而槍決。但是，「史達林模式」也讓蘇聯付出了沉重代價，以致史達林逝世後，蘇聯就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曾經被「史達林模式」所籠罩的東歐各國，也或早或遲「離經叛道」，進行改革。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異軍突起，率先衝出蘇聯模式，探索自己的道路。緊接著匈牙利、波蘭、捷克等也都走上了風雲變幻的改革之路。歷史彷彿把普列漢諾夫的疑問重新提了出來。歷史並沒有倒退，而是人們超越了它。
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終於把中國也推進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大潮之中。這個帶著滿身傷痕剛剛從動亂中爬起來的國家，這個還帶著幾千年傳統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將要解決的難題，比蘇聯和東歐各國都要複雜得多、艱難得多。
今天，有多少中國人能清醒地認識到，改革並不僅僅意味著「紅薯換蒸饃，光棍娶老婆」，並不僅僅意味著彩電、冰箱和增加工資，似乎也不僅僅是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呢？
改革在更多的情況下和更深刻的意義上，乃是一種文明嬗變的巨大陣痛，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是一個需要我們這一代甚至今後幾代人作出犧牲的艱難歷程。我們正好站在十字路口；要麼讓我們的古老文明永遠衰落下去，要麼促使它獲得新生的機制。無論怎樣，我們都無法推卸這歷史的責任。
（推出片名，第四集 新紀元）
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籬牆重新回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
或許正是這個強刺激，讓我們又揀起了一個已經淡忘了多年的老議題：意味著巨大財富的工業文明，為什麼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呢？
雄漢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說它了，但即使到了一千年前文弱的趙宋王朝，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城市商業，也還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當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的時候，歐洲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過十萬人。難怪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到了中國，竟會樂而忘返。
然而，讓馬可．波羅如此驚訝和羨慕的中國文明，此時已經在衰退之中了；歷史偏偏更鍾情於他那遠在地中海岸的故鄉，那個剛剛從一個捕魚曬鹽的小村落發展起來的威尼斯。這是一個沒有農業的國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一個商人共和國。它的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首領就是總經理，參議院就是董事會，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於是，它成為資本主義文明最早的發源地。
公元一一六○年，威尼斯政府向市內的商人借了十五萬銀馬克來發行公債，這在全世界破天荒第一次把一個政府徹底變成了一個公司，而威尼斯的公民成了政府的債權人。當商品貨幣關係成為經濟和社會的主要關係時，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也就成為不可抗拒的了。然而，威尼斯的商業精神，是連莎士比亞都詛咒的。因此，直到五百年後，英國才出現銀行發行公債的做法。而在中國，恐怕要晚八、九個世紀才會懂得這件事。
中國這樣的小農大國，雖然商業從來都很發達，卻先天不具備真正的商品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朝歷代，皇帝是擁有整個中國的唯一私有者，他可以任意向百姓徵收賦稅，攤派徭役，無償也是無止境地剝奪農民。官吏靠朝廷微薄的俸祿度日，自然也要巧取豪奪地向百姓搜刮財富。這種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成為抑制古代中國經濟特別是工商業括動的沉重枷鎖。因此，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真正的私有制，因而資本主義萌芽也是無從談起的。
當明朝實行閉關鎖國、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時候，從地中海沿岸孕育起來的世界商業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動。歐洲逐漸由中世紀的蒙昧野蠻，走向世界中心舞臺。海岸文明在這天賜良機的歷史關頭，毫不遲疑地發揮出它那開拓、擴張的內在活力和文明優勢。
公元一六四九年一月，英國人民打敗國王查理一世。王權消失了。一個人的專制讓位給一批人的共同執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使這個島國民族在人類史上捷足先登，率先跨入歷史新紀元。
公元一七八一年，瓦特製成雙向運動蒸汽機，使英國人又獲得－盞「阿拉丁神燈」。工業革命在幾十年中創造的財富，抵得上人類幾千年的共同積累。它使先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迅速強大，落在後面的國家就要被動挨打。它強迫一切國家走工業化的道路，否則就要被歷史淘汰。
產業革命催化了國際分工。資本把全世界都攏進機器中去。由於有了機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東印度。廣大亞、非、拉處於農業文明中的貧困國家，都成為歐洲工業國的農礦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這就是一種歷史的命運。世界既然已經變成一個統一的市場，中國就逃脫不了捲入世界商品流通範圍的命運了。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前，中西方的衝突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中國已經失去了一次發展資本主義的千載良機。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從中國內部產生，而是從海外來欺負中國了。
一八九五年，年輕的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戊戌維新黨人認識到發展資本主義此刻是挽救中國的唯一出路，他們大聲疾呼對國家進行全面的變法改革。但是，僅僅百天之後，當譚嗣同等六君子頭顱落地之時，中國便再一次失去了走向先進工業社會的機緣。這一次機會的喪失，無疑將繼續付出一個百年落後挨打的沉重代價。
為什麼標誌著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如此與中國無緣呢？為什麼中國人如此憎惡它，以致到了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在大規模地「割資本主義尾巴」呢？
從根本上講，這仍然是中國文明的性質決定的。這些被黃河沖刷的高原，這些同樣也是由黃河塑造的平原，就是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見縫插針的綠色田疇，密如蜂房的村舍，水道田壟交織的網面，都是無數代農民艱辛勞動的證明。那是太多的人擠在太少的土地上，以及隨之而來的地力衰竭和人們努力維持生存所表現的技巧和堅韌。
在這樣的環境裏，自古以來中國經濟就具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能夠養育眾多而稠密的人口。一八○○年，當西方到處掠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中國這塊土地正養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學者並不認為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工業化就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他們很欣賞這種農業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園牧歌情調。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文明是怎樣養活著中國人的。直到一九八○年，在距蘭州市僅四十公里的一個公社裏，人均口糧只有四十斤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農民，家中土炕上沒有炕席，平均三個人才擁有一床爛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沒有棉衣。
這位陝北的老農告訴我們，去年由於乾旱而小麥減產，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只能靠土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