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必須還要囉嗦上一陣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特別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餘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麼問題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後（我但願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裡呢？
我的回答是：吸取了一點，但是還不夠。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裡，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幹，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麼人說：「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緻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份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洩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瞭解，聽講「大化大革命」，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於前車之鑒，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幹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於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份子，一提「文化大革命」，無不餘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份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於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洪大度，可能同知識份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幹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後，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幹部，「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幹部心中，有多少鬱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決不止這個老幹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份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份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裡，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份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份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著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剛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樣，興奮異常，覺得自己真是站起來了，自己獲得了新生了。我們高興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們覺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們看什麼東西都紅豔似玫瑰，光輝如太陽。
但是，好景不長。在第一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在「中盆」裡洗了一個澡，真好像是洗下來了不少污濁的東西，覺得身輕體健，嚐到了思想改造的甜頭。可是後面跟著來的政治運動，一個緊接一個，好像是有點喘不過氣來。批判武訓，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再加上肅反等等，馬不停蹄，應接不暇。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我雖然沒有被裹進去，沒有戴什麼帽子；但是時時處處，自己的精神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日子過得並不愉快。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絲毫也沒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間，我天天忙於參加批判會——我順便說一句，當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批判會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麼「好看」——，忙於閱讀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裡卻逐漸升起了一片疑雲：為什麼人們的所作所為同在那前後發表的幾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顯得極不合拍呢？即使是這樣，我對那一句最有名的話：是陽謀，不是陰謀，並沒有產生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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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指一九五二年一月及二月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本書責任編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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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以後，仍然是馬不停蹄，一個勁地搞運動，什麼「拔白旗」等等。廬山會議以後，極左思想已經達到了頂點，卻偏偏要來一個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識份子一樣，儘管天天餓腸轆轆，連半點不滿意的想法都沒有，更不用說說怪話了。連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誰能說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知識份子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呢？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後連原新北大公社的東語系一個教員都告訴我說，我本來能夠躲過這一場災難的。但是，我偏偏發了牛勁，自己跳了出來，終於得到了報應：被抄家，被打，被罵，被批鬥，被關進了牛棚，差一點連命都賠上。我當時確曾自怨自艾過。但是現在我卻有了另一個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來，就決不可能親自嚐一嚐這一場「革命」的滋味，決不可能瞭解這一場災難究竟是什麼樣子。那將是絕對無法挽回的極大的憾事。
關在牛棚裡的時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漸感到其中有問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折磨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身上毛病不少，缺點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裡呢？我當時認識不高，思考問題膚淺片面。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我只是一個勁地深挖自己的靈魂。用現在間或用的一個詞兒來說，就是「原罪感」。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個詞兒，這裡不過借用一下而已。
別的老知識份子有沒有這個感覺，我不知道。它表現在我身上卻是很具體的。解放前，我認為一切政治都是骯髒的，決心不介入。我並不瞭解共產黨，只是覺得國民黨有點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後，我上面說到我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收穫，其中心就是知道了並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骯髒的，共產黨就不是。同時又覺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我自己卻躲在萬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業。我認為自己那一點「學問」，那一點知識，是非常可恥的，如果還算得上「學問」和知識的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稱自己為「摘桃派」，坐享勝利的果實。
那麼，怎麼辦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發生一次抗日戰爭，給我一個機會，讓我來表現一下。我一定能奮力參戰，連犧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讀了很多描繪抗日戰爭或革命戰爭的小說，對其中那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不怕犧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體投地。我自己發誓向他們學習。這些當然都是幻想，即使難免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卻是真誠的。這能夠表現出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談到對領袖的崇拜，我從前是堅決反對的。我在國內時，看到國民黨人對他們的「領袖」的崇拜，我總是嗤之以鼻。這位「領袖」，九．一八事件後我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見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