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時光流逝得平平靜靜。
但是我卻一點平靜都沒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提心吊膽中。不管是什麼時候，也不管是什麼地方，在家裡，在勞動的地方，紅衛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著到什麼地方去接受批鬥，同勞改前一模一樣。因此，即使在一個非常僻遠幾乎是人跡不到的地方，只要遠處紅衛兵的紅袖章紅光一閃，我就知道，自己的災星又到了。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牲畜，一言不發，一句不問，乖乖地被押解著走。走到什麼地方去，只有天曉得。這種批鬥同勞改前沒有任何差別，都是「行禮如儀」，沒有任何的花樣翻新。噴氣式我已經坐得非常熟練，再也不勞紅衛兵用拳打腳踹來糾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陽台上爭分奪秒的鍛煉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噴氣式姿勢優美，無懈可擊；雙腿微感不適，再也沒有痠痛得難忍難受之感了。對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說八道謊話連篇的所謂批判發言，我過去聽得就不多，現在更是根本不去聽，「只等秋風過耳邊」了。總之，批鬥一次，減少勞動一次，等於休息一次。我在批鬥的煉獄中已經接近畢業，應該拿到批鬥實踐學的學士證書了。
可是，有時候紅衛兵押著我不是去批鬥，而是去審訊，地方都在外文樓，但不總是在一間屋子裡。其中奧秘我不得而知。一進屋子，東語系公社的領導——恕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官職——一排坐在那裡，面色嚴肅，不露一絲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進去，以為也要坐噴氣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讓我站在那裡，而且允許抬頭看人。我實在感到異常彆扭。我現在已經成為《法門寺》的賈桂了。原來我在這種場合，態度很不好。自從由於態度不好而揀回一條命以後，我的態度好多了。我覺得，態度不好，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們審訊的主題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幾百萬字的日記中，捕風捉影，挖出幾句話，斷章取義，有時還難免有點歪曲。我在洗耳恭聽之餘，有時候覺得他們羅織得過於荒謬，心中未免有點發火。這當然會影響我的態度，但是我儘量把心中的火壓下去。在被抄走的幾百萬字的手稿和日記中，想用當時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學的誣陷的方法挖出片言隻字，進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們還一定要強迫我回答。不說不行，說又憋著一肚子氣，而這氣又必須硬壓下去。這種滋味真難受呀！有時候我想，還不如坐在噴氣式上，發言者的胡說八道可以不聽，即使挨上幾個耳光，也比現在這樣憋氣強。俗話說：「這山望著那山高」。我難道說也是望著被批鬥的那一座山高嗎？
審訊我的人，不是東語系原來的學生，就是我親手請進來的教員。我此時根本沒有什麼「忘恩負義」的想法。這想法太陳腐了。我能原諒他們中的大部分。他們同我一樣，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評斷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個別的人，比如一位朝鮮語教員，是公社的鐵桿，對審訊我表現出反常的積極性，難道是想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期望他的「女皇」對他格外垂青，飛黃騰達嗎？還有一位印尼語教員，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此時也一反常態，積極得令人吃驚。原來他的屁股並不乾淨，解放前同進步學生為敵，參加過反蘇遊行。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過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後來終於被人揭發，用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去見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語教員。這是一位很老實很正派的人，我們平常無恩無怨，關係還算是過得去的。現在他大概在東語系公社中並不是什麼主要人物，被分配來仔細閱讀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記和手稿。我比誰知道得都清楚，這是一件萬分困難，萬分無聊的工作。在摞起來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記和手稿中，尋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證，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幾句話來，就有了足夠批鬥我一次的資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地細讀，那就需要有極大的耐心，既傷眼力，又傷腦筋。讓我再讀一遍，我都難以做到。然而這一位先生——我沒有資格稱他為「同志」——卻竟然焚膏繼晷，把全部資料都讀完了，提供了不少批鬥的資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興趣來研究「季羨林學」，那還值得。但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讀了那樣多的資料，費了那麼大的力量，對他來說不是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嗎？反過來說，如果他用同樣大的力量和同樣多的時間，讀點阿拉伯語言、文學或文化的資料，他至少能寫成一篇像樣的論文，說不定還能拿到碩士學位，被提升一級哩。因此，我從內心深處同情他，覺得對他不起。可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東語系對我的審訊，並不總是心平氣和的，有時候也難免有點劍拔弩張。但是沒有人打我耳光，我實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這樣，這種勞改、批鬥和審訊三結合的生活，確也讓我感到厭煩。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個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發善心，結束這一場浩劫，至少對像我這樣無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從來沒有相信過任何教門，上帝，天老爺，佛爺，菩薩，我都不去祈禱。我想到的是我們國家領導人。在勞改、批鬥之餘，夜裡在暗淡的燈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氣氛中——同一個單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敵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還鼓動我們家兩位老太太，同我劃清界限。我們的老祖直截了當地告訴她說：「我們還靠他吃飯哩！」——我伏案給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寫信，妄想世間真會出現奇蹟。但是世間怎會出現奇蹟呢？世間流傳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寫這些信，等於瞎子點燈，白費一支蠟。我卻一廂情願，癡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睜眼，「文化大革命」結束，我這個鬼再轉變成人。那夠有多麼好呀！在彌漫宇宙彷彿凝固起來的黑暗中我隱隱約約從「最高樓」（陳寅恪先生有詩曰：「看花愁近最高樓」）上看到流出來的一線光明。然而最終證明，這只是一片海市蜃樓，轉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勞改、批鬥、審訊。
就是在家裡，不勞改，不批鬥，不審訊，日子也過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單元的要同我劃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經談過幾句了。但是麻煩還不止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們屋中的據說北京只有一張的紅木七巧桌和大沙發搬出來。我真是進退兩難。我現在只剩下堆滿了東西的一大間和一小間房子。這些大傢伙往哪裡放呢？樓下存書的車庫，抄家之後，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發和七巧桌無論如何也是搬不進去的。火上加油，樓下住的一位女教員還貼出小字報，要我把書搬出車庫。我此時一個朋友也沒有，誰都視我如瘟神，我向誰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嗎？我好像是烏江邊上四面楚歌的項羽。幸虧我已經研究過比較自殺學，我決不自刎。我還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樣呢？我真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了。
但是來的卻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災難。
我勞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個春天。此時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會什麼「文化大革命」，依舊繁花似錦，奼紫嫣紅，燕園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歡春天，而我又愛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時，我卻變成了一個色盲，紅紅綠綠，在我眼睛裡統統都成了灰色。但是，在另一方面，爛漫的春光卻喚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熱情。新北大公社的頭子們謹遵「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古訓，決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著重發明創造，避免故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嶄新的花樣。對象當然還是這百十口子囚徒。他們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說不準。但是，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體的話，卻絕對是以虐待別人來取樂的。人類的劣根性，過去被掩蓋住，現在完全「解放」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我在這裡順便著聲明幾句：在北大幾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萬名學生中，參加這個活動的只是極少數。他們平常就是一些調皮搗蛋，耍奸賣滑、好吃懶做、無巧不沾的類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現在天賜良緣，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難買的好機會，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領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五四運動的紀念日，中國規定的青年節，我們這一批囚徒一個個從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廠。提起煤廠，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顧名思義，這裡是貯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時期，裡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擁護「老佛爺」的。運煤工人當然個個都是身強體壯的彪形大漢，對付煤塊他們有勁；對付我們這一批文弱書生，他們的勁有極大的剩餘。他們打一個耳光或踢上一腳，少說也抵得上《水滸傳》裡的黑旋風和花和尚。具體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們這些人的骨肉才說得清楚。特別是浩劫第一階段重點在批走資派的那一階段在煤廠勞改過的「走資派」，一提到煤廠，無不不寒而慄，談虎色變，簡直像談到國民黨的渣滓洞一樣。
現在我們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這裡來了。我仔細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擇優錄取」，或是「優化組合」，選了一批特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