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來的是一個批鬥的高潮期。
從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隔上幾天，總有一次批鬥。對此我已經頗能習以為常，「曾經滄海難為水」，我是在批鬥方面見過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這一條像駱駝鑽針眼似地揀來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圓明園了。
這一個高潮期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從開始直到次年的春初為批鬥和審訊階段；從春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為批鬥、審訊加勞動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批鬥的單位很多，批鬥的藉口也不少。我曾長期在北大工會工作。我生平獲得的第一個「積極分子」稱號，就是「工會積極分子」。北京剛一解放，我就參加了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後來進一步發展，組成了教職員聯合會，最後才組成了工會。風聞北大工人認為自己已是領導階級，羞與知識份子為伍組成工會。後經不知什麼人解釋、疏通，才勉強答應。工會組成後，我先後擔任了北大工會組織部長，沙灘分會主席。在沙灘時，曾經學習過美國競選的辦法，到工、農、醫學院和國會街北大出版社各分會，去做競選演說，精神極為振奮。當時初經解放，看一切東西都是玫瑰色的。為了開會佈置會場，我曾徹夜不眠，同幾個年輕人共同勞動，並且以此為樂。當時我有一個問題，怎麼也弄不清楚：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在我腦海中。後來聽說一個權威人士解釋說：知識份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我的政治理論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工人而能屬於工人階級？為了調和教授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心裡始終是糊裡糊塗的。不管怎樣，我仍然興高采烈地參加工會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遷到城外以後，我仍然是工會積極分子。我被選為北京大學工會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這個殊榮。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卻成了我的特殊罪狀。北大「工人階級」的邏輯大概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臭知識份子，得以濫竽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寬洪大量，現在竟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頭兒，實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對北大「工人階級」的這種邏輯，我是能夠理解的，有時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經談到，我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因為我有個人考慮。至於北大「工人階級」是否都是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當時還沒有考慮。但是對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卻大惑不解。我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雖然當了教授，當了系主任，甚至當了副校長和工會主席，可並沒有真正統治學校呀！真正統治學校的是上級派來的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些老革命個個都兢兢業業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勤勤懇懇地工作。他們不愧是國家的好幹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成了「走資派」，我覺得很不公平。現在又把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拉進了「統治」學校的圈子。這簡直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個問題現在暫且不談，先談我這個工會主席。我被「打倒」批鬥以後，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後。在對我大批鬥的高潮中，他們也擠了進來。他們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員和學生有所不同。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頗為明顯的：工人比學生力氣更大，行動更「革命」（野蠻）。他們平常多欣賞評劇，喜歡相聲等等民間藝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大概發現了大批鬥比評劇和相聲要好看、好聽得多，批鬥的積極性也就更高漲。批鬥我的機會他們怎能放過呢？於是在一陣激烈的砸門聲之後，闖進來了兩個工人，要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批鬥。他們是騎自行車來的。我早已無車可騎。這樣我就走在中間，一邊一個人推車「護駕」，大有國賓乘車左右有摩托車衛護之威風。可惜我此時心裡正在打鼓，沒有閒情逸致去裝阿Ｑ了。
聽說，北大工人今天本來打算把當過北大工會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來，一起批鬥。如果真弄成的話，這是多麼難得的一齣戲呀！這要比楊小樓和梅蘭芳合演什麼戲還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經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另一位不知為什麼也沒有揪著，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是，「咱們工人有力量」，來一個就先鬥一個吧。就這樣，他們仍然一絲不苟；並沒有因為只剩下一個人，就像平常勞動那樣，偷工減料，敷衍了事。他們決不率由舊章，而是大大地發揮了創造性：把在室內鬥爭，改為「遊鬥」，也就是在室外大馬路上，邊遊邊鬥。這樣可以供更多的人觀賞，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別的什麼心。我糊裡糊塗，不敢抬頭，不敢說話，任人擺佈，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觀禮」者有多少人。從鬧哄哄的聲音來推測，大概人數不少。口號聲上徹雲霄，中間攙雜著哈哈大笑聲。可見這一齣戲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脾氣：理論講得少，拳頭打得重，口號喊得響，石塊投得多。耳光和腳踢，我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忤。這一次不讓我坐噴氣式，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會的風暴還沒有完全過去，北大亞非所的「革命群眾」又來揪鬥我了。人們幹事總喜歡一窩蜂的方式，要麼都不幹，要麼都搶著幹。我現在又碰到了這一窩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據教委（當時還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見，成立了亞非研究所。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親自找我，要我擔任所長。其實是掛名，我什麼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裡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利害衝突，我覺得關係還不錯。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裡的人也要顯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別的什麼性，決不能放過批鬥我的機會。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總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園的所裡，進行批鬥。批鬥是在室內進行的，屋子不大，參加的人數也不多。我現在在被批鬥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爐中鍛煉過的孫大聖，大世面見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還真看不上眼。這次批鬥就是如此。規模不大，口號聲不夠響，也沒有拳打腳踢，只坐了半個噴氣式。對我來說，這簡直只能算是一個「小品」，很不過癮，我頗有失望之感。至於批鬥發言，則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說八道，百分之九是羅織誣陷，大約只有百分之一說到點子上。總起來看水平不高。批鬥完了以後，我輕輕鬆鬆地走回家來。如果要我給這次批鬥打一個分數的話，我只能給打二三十分，離開及格還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東語系的批鬥會上——順便說一句，這樣的批鬥會還是比較多的；但是，根據生理和心理的原則，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漸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記住了——，我瞥見主鬥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對立面井岡山的面孔。這兩派雖然鬥爭極其激烈，甚至動用了長矛和其他自製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勢。然而，從本質上來看，二者並沒有區別，都搞那一套極左的東西，都以形而上學為思想基礎，都爭著向那一位「紅色女皇」表忠心。現在是對「敵」鬥爭了——這個「敵」就是我——，大家同仇敵愾，聯合起來對我進行批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鬥爭的主題是從我被抄走的日記上找出的一句話：「江青給新北大公社紮了一針嗎啡，他們的氣焰又高漲起來了。」這就犯了大忌，簡直是大不敬。批鬥者的理論水平極低——他們從來也沒有高過——，說話簡直是語無倫次。我坐在噴氣式上，心裡無端產生出卑夷之感。可見我被批鬥的水平已經猛增，甚至能有閒情逸致來評斷發言的水平了。從兩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記中關於江青的那一句話，證明我的派性有多麼頑固。然而時過境遷，我認為對之忠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對立面攜起手來對付我了。我邊坐噴氣式，邊有點忿忿不平了。
這樣的批鬥接二連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靜。我想得很多，很多；很遠，很遠。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鄉下的話，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個半文盲。我們家裡大約只有一兩畝地。我天天下地勞動。解放以後還能撈到一個貧農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識份子了。生活當然是清苦的，「人生識字憂患始」，我可以無憂無患，多麼舒服愜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學教授，可謂風光已極。然而一旦轉為「反動權威」，則天天挨批挨鬥，膽戰心驚，頭頂上還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頂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麼後悔呀！造化小兒實在可惡之至！
這樣的後悔藥沒有什麼用處，這一點我自己知道。我下定決心，不再去想，還是專心致志地考慮眼前的處境為佳，這樣可能有點實際的效益。我覺得，我在當時的首要任務是鍛煉身體。這種鍛煉不是一般的體育鍛煉，而是特殊的鍛煉。說明白一點就是專門鍛煉雙腿。我分析了當時的種種矛盾，認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於坐噴氣式，能夠坐上兩三小時而仍然能堅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倘若在批鬥時坐噴氣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後患簡直是不堪設想。批鬥者一定會認為我是故意搗亂，罪上加罪，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