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鬆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可是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鬆了。儘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大無比的風暴所席捲，我頭上卻暫時還是晴天。在經過了第一陣艱險的風暴以後，我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心裡異常喜悅，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後，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複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有的在這次運動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運動，地位正倒轉過來。人們的地位千變萬化，簡直像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令人眼花繚亂，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當然非常關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談到的帽子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地位問題。我的地位長期懸在空中，心裡老是嘀嘀咕咕，坐臥不寧。後來我逐漸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劃歸敵我矛盾。有這一點，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於是打著人民的招牌，逍遙起來了。要知道，在當時，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在人民與所謂「反革命分子」之間，橫著一條其寬無比其深無比的鴻溝。如果處在鴻溝這一邊，在人民的這一邊，許多事情都很好辦，即使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這都算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即使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決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批鬥。
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權力掌握在誰手裡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時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於跌落到地獄裡，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來是東語系的系主任。這時當然已經不再是了。是免職？是撤職？誰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著搞清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當時的行動方針。至於什麼叫「革命」，什麼又叫「造反」？也沒有人去追問。連堂堂的國家主席，也不用經過任何法律就能夠拉出來批鬥。我這個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於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裡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系裡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造反派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標誌。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只限於第一種人。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為什麼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這是他們革命家內部的事，與我無干，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那樣，別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麼高了。只有革命幹部的子弟有點玄乎。雖然他們比別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別人只能帶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台——當時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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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指進駐北京大學校園的支持左派「鬧革命」的解放軍宣傳工作隊。——本書責任編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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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反對陸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於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幹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確實沒有存在著什麼個人考慮，個人打算。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係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但是，我一時糊塗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於度外，起來反對他。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後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號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衝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後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幹部隊伍重新組合。我曾經是反過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幹部」隊伍內；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至晉升到校革命委員會中，當了領導。我對此並無意見。但是，我仍然關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較要好的革命小將偷偷告訴我。他看到軍宣隊的內部文件，我是被排在「臨界線」上的人。什麼叫「臨界線」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中間那一條界線的人民這一邊。再往前走一步，就墮入敵我矛盾了。我心裡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的處境真是危險呀。喜的是，我現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陰陽界那一條白線這一邊，向前走上一寸，就墮入萬丈懸崖下的黑龍潭中去了。
此時，全國革命大串聯已經開始。反正坐火車不花錢。於是全國各地的各類人物，都打著「革命」的旗子，到處旅遊。所有的車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勁，再耍上一點野蠻，就能從車窗子裡爬過人牆，爬進車廂，走到願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號召說，這就是革命，這就是點燃火炬。結果全國一團混亂，到處天翻地覆。有人說，這叫做「亂了敵人」。一派胡言亂語，駭人聽聞。是自己亂起來了。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只會彈冠相慶。我覺悟低，對於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學本來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到了此時，更成了革命聖地。每天通過大串聯到燕園來朝聖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更多了不知多少倍。來的這一批人據說是什麼人的客人。不但來看，而且還要來住，來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誠招待，分工負責一座住滿了「客人」的樓。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待在臨界線的這一邊，為了感恩圖報，表示自己的忠誠，更加振奮精神，晝夜值班。「客人」沒有棉被，我同系裡的其他人，從家裡抱去棉被。每天推著水車，為「客人」打開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臉盆，便自己掏腰包，一買就是二十個。看著嶄新的臉盆，自己心裡樂得開了花。
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過分了。革命小將，當然也有一些中將，好像並不領情。新被子，只要他們蓋上幾夜，總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綻了出來，被面被撕破。回頭再看臉盆，更讓人氣短。用了才不過幾天，盆上已經是瘡痍滿目，慘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內心地畢恭畢敬地招待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這樣，我的頭上彷彿狠狠地給人打了一巴掌，心裡酸甜苦辣，簡直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了。
過了一段時間，大概到北京來的人實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產旅遊，再不抓，就會出現極大的危機了。上頭不知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