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裡是搞階級鬥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我並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鬥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裡想到，在我們在這裡搞階級鬥爭的同時，全國範圍內已經湧起了一場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於陸續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消息，從外面傳進來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裡正像暴風驟雨前濃雲密佈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麼，我們心裡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文件，什麼「五．一六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裡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鬥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境裡，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繫起來。
此時城裡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裡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裡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了打人的現象。據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煞住這一般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要幹什麼？」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裡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挨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台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麼人的讚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麼「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麼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並沒有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消息不斷地陸陸續續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幹擾，我們實在是不瞭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東語系在南口村參加社教的師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總支書記，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規定，我們都是被整的對象，因為我們都是「當權派」。所有的當權派，除了最高層的少數幾個天之驕子以外，幾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神秘莫測的中國語言把它縮簡為「走資派」）。在南口村，東語系的走資派和一般教員和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因此，我們這兩位走資派「難得糊塗」，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夢中，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懸崖邊上，下臨無地，只等有人從背後一推，立即能墮入深澗。而個別推我們的人此時正畢恭畢敬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搖著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隻哈叭狗。
沒有想到——其實，如果我們政治嗅覺靈敏的話，是應該想到的——，六月四日，我們忽然接到學校裡不知什麼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參加革命。我們帶的東西本來不多，一無書籍，二無細軟，幾床被褥，一個臉盆，順手一捲，立即成行，擠上了學校派去的大汽車。住了七八個月的南口村，現在要拜拜了。「客樹回看成故鄉」，要說一點留戀都沒有，那不是實情。心頭也確實漾起了一縷離情別緒。但是，此時有點兵荒馬亂的味道，顧不得細細咀嚼了。別人心裡想什麼，我不清楚。我們那一位總支書記，政治細胞比我多，階級鬥爭的經驗比我豐富。他沉默不語，也許有點什麼預感。但是此時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麼樣子。我雖然心裡也有點沒底兒，有點嘀咕，我也沒有時間考慮太多太多。以前從南口村請假回家時，心裡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這一次回家，卻好像是走向一個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到了燕園。我原來下意識地期望，會有東語系的教員和學生來迎接我們，熱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們畢竟還是總支書記和系主任，還沒有什麼人罷我們的官嘛。然而，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裡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校內林蔭大道上，橫七豎八，停滿了大小汽車。自行車更是多如過江之鯽。房前樹下，角角落落，只要有點空隙，就要擠滿了自行車。真是洋洋大觀，宛如自行車的海洋。至於校內的人和外面來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萬頭攢動，人聲鼎沸。以大飯廳為中心，人們成隊成團，擁擁擠擠，真好像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我們的車一進校門，就寸步難行。我們只好下車步行，好像是幾點水珠匯入大海的波濤中，連一點水花都泛不起來了。什麼迎接，什麼握手，什麼寒暄，簡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國去了。
據說從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般湧進燕園。在「馬列主義」信徒們眼中，北大是極其神聖，極其令人嚮往的聖地，超過了麥加，超過了耶路撒冷，超過了西天靈鷲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滌除身體上和靈魂中的一切污濁，一切罪孽。來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先是附近學校裡的人來，然後是遠一點的學校裡的人來，最後是外地許多大學裡的人，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風塵僕僕地趕了來。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裡面起鬨。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除了人以外，牆上，地上，樹上，還佈滿了大小字報，內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餘，也擠進了人群。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鬥，沒有拳打，沒有腳踢。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將「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從此以後，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我在外文樓外的大牆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衊、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驍將，急先鋒。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鬥，每天能鬥上四十八小時。批鬥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著站在短牆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鬥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鬥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麼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裡揪出來批鬥，好像舊日戲園子裡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裡，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象徵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徵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