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報導了作家馮驥才準備反映「文革」十年中一百個人經歷的消息後，在國內外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最近，英聯社駐北京記者羅婉莉女士專程來津就該書的創作情況對作者進行了專題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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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看到新華社發的消息，說您準備寫一部反映「文革」中普通人生活的書，我對此很感興趣，請您介紹一下這部書的創作情況好嗎？
答：這部書正在寫作中，書名是《一百個人的十年》，我用口述實錄的方法記載一部分普通中國人在「文革」十年中各自的經歷。我採取這種辦法的目的是為了保持內容一種原始狀態的真實。目前，我已經在天津和天津周圍的地區採訪了一些人，下一步準備到全國各地跑一跑，我想使它具有全國性。採訪工作將是大量的，準備寫的人也決不止一百個。有個作家對我說：你這是個工程。我同意這種說法。我計劃一邊採訪一邊把它們整理出來陸續發表。最後再從中選擇出相當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編成書。在中國，一百是個整數。不見得正好一百，可能多，也可能少。估計該有八、九十萬字，將分做幾冊出版。我不想匆忙地去完成它，我希望這部書的份量能與「文革」這個時代的份量相稱。這將是我致力追求的目標。
問：對於那一百個人的生活經歷，您在整理的過程中是否準備做其些藝術上的加工？
答：我像新聞電影製作的剪輯人員，對講述者提供的內容僅僅進行剪裁，剪去某些重複多餘部分，前後做些適當的重新排列，除此之外，我沒有做其他方式的藝術加工。對於整理工作我給自己提這樣兩點要求：第一我要求完全忠實於講述者本身的經歷，絕不作任何藝術虛構。第二不作任何主觀參預，即在整理過程中不摻入我本人的思想感情。每段經歷後邊有一句話，用黑體字排印的，那是我的見解。每段中間對「文革」各種事物的見解，那是講述者的，嚴格區別開。我要使這部書，具有文獻性。在語言上我盡量顯示講述者的語言特點，包括語病，也做適當保留。對於我這部書，講述者的真實就是我藝術上最高的真實。
問：你所要寫的「普通人」，具體是指哪些人？
答：包括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市民以及一般幹部，也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不包括大人物或知名人士，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總會有人寫，我要寫的都是那些從不見經傳的普通老百姓。然而，恰恰是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中華民族的主體。他們是「文革」災難的真正承受者，他們的真實才是歷史本質的真實。不深入瞭解他們就不可能真正瞭解「文革」，不可能真正瞭解中國，不可能瞭解隱藏在那些紛雜眩目的政治現象後面更深刻的「文革」根源。
問：對於中國人來說，「文革」是一場災難；一般說，人們是不願回顧苦難的，這會給你的採訪工作帶來一些影響吧？
答：恰恰相反，對於苦難太深了，人們不會永遠保持沉默。自從報上披露了我的寫作計劃後，我幾乎每天都能收到許多來信，他們都表示願意向我講述自己在「文革」中的種種經歷，僅僅最近這一兩個星期內，我就收到了上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在這點上，中國的作家比外國作家有福氣，就是人民非常信賴作家，他們有些不願對別人講甚至對自己親人都不願講的話，卻肯對作家講，因為他們知道作家能夠替自己說話。
問：您已經瞭解了許多人在「文革」中的經歷。對此，您有些什麼感想？
答：通過這一段的採訪工作，使我感受最深的一點是：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我們的人民是可愛的。記得歌德在談到德國民族時，曾說過這樣的話：一想起德國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傷，他們作為個人來說，個個可貴，作為整體來說，卻又那麼可憐。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卻恰恰相反，作為個人來說，個個都有弱點和缺陷，但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她卻是那麼可愛。
問：能否請您談一談寫這部書的動機？
答：「文革」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經過二十年的時間，「文革」給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留下的創傷表面看已經癒合了，但傷口裡還有細菌沒有完全消除，一旦化膿便是更大的傷口。我不認為造成這場災難僅僅是由於哪個個人。整個「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受到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民族的這四個方面的因素所制約的。要根除「文革」產生的土壤並非容易的事。我想，現在我們國家搞改革，改革本身也是在產除「文革」土壤。因為，改革不只是搞經濟。單純在經濟上改革也不會成功。遲早政治改革就會擺在面前。不改革政治，經濟改革就沒法推動下去。好比划船，總劃一支槳，最後就轉回來。經濟改革必需伴隨政治改革。「文革」已經二十年了，今天我們對這場災難不能再停留在控訴階段而應進入一個新的反思階段，要挖掘造成這場災難的更深的背景根由，進行一步深於一步的審議與研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今後避免出現這樣的悲劇。我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考慮才決定寫這部書的。在這部書中不像我以往，追求的不是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主要是「文革」的社會學價值。
——一九八六第六期《小說家》